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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影响最大，留华时间最长者当属汤若望(JohannAdamSchalvorlBell，1592～1666)。2000年乌利?弗兰茨与其生活伴侣阿坦德拉?克斯特尔所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上苍的阴影下》在德国出版，随即便引起巨大反响。德国科隆报纸予以连载，很快便先后译成多种文字。弗兰茨，1949年生于德国科隆，是自由作家，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德文版的《北京周报》工作多年，还做过多年的驻华记者，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他所撰写的《邓老传》被译成七种语言。为写《在上苍的阴影下》，他曾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时，他曾登门造访，预约我承担译成汉语的任务。
汤若望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的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汤若望这个曰尔曼奇人伟人是中德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也演绎得淋漓尽致。德国人对他索有好感和兴趣，所以书一出版，评论如潮，好评如潮。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活跃，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尔曼学院。欧洲中世纪，造纸、印刷并不发达，知识传授要靠讲述和记忆；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教、神学、哲学、天文学等，而这些学科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享有无上尊荣，这也是当时许多精英效力教会的原因之一。
宗教改革后旧教抑或天主教处于低潮。为对付改革后的基督教一一新教，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各种举措。其中一个叫罗耀拉(I.Loyola)的西班牙人更是于1540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并非青灯黄卷，终日诵读，而是要学习各种知识，大办学校，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汤若望所就读的日尔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学子矢志服从教宗圣愿，任凭派遣到天涯海角，筚路蓝缕，传教弘法。这也是汤若望来华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汤若望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于1619年到达澳门，而后从澳门进入内地。入境随俗，将其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好听好记的中国名字。“Adam”【亚当】念快了像是“汤”，“Johann”【约翰】习惯译成“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字的由来。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间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研修汉文，克服语言障碍；结交士大夫，逐步开展传教活动；参加火炮制造工程；才识被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最早火炮为南宋陈觉创制，随着蒙古人西征传到欧洲，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受到冷落，武将大多向往“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到了明代火器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令汤若望造炮。汤被逼上马，凭着他的一点书本知识，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大炮。崇祯“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汤对崇祯自缢煤山十分悲痛，说他“非常有天分，非常不幸”。
李白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崇祯自裁，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与明廷关系密切的老外全都跟随福王、唐王、永明王逃向南方或西南。独汤若望处变不惊，留守教堂，所幸农民军对教堂秋毫无犯。清兵入京，摄政王多尔衮令市民搬出京门，为满蒙旗兵腾出房台。汤若望面临兵丁“打砸抢”，令其“扫地出门”的凶险。此时他冒险上奏，在奏折中坦承：“曾奉前朝故帝”，但所为是历法工作。清“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汤的自荐非常及时，多尔衮恩准他“安居天主堂”，那些骄兵悍将看到睿亲王的谕旨立即作鸟兽散。他本人毫发未损，器物刻板得以保存，一场泼天大祸化解于无形。
明代虽然产生了四大科技名著：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和徐霞客(1587～1641)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当时之世界也可算是科技方面的顶尖之作。然而由于缺乏大方向较为正确的世界观的引领，后继乏力，从而缺失相应的持续发展。就拿明代历法来说，年久失修，崇祯不得不开设历局，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其事，参加修历的外国传教士中就有汤若望。《清史稿》说他“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疏，畴人弟子翕然信之”。1644年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仪器和历书范本。他还用西法推算验证了这一年8月1日的日蚀。同台测算验证的还有大统、回回两历。检验结果是：“惟西洋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
汤若望西法推算，“密合天行”，其天学道理也得到清廷认可，于是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西洋人在中国执掌观象台的肇始。不过汤若望在华传播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还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至于伽里略于1632所发表的《世界两大体系的对话》更是闻所未闻。所进呈的仪器也老式落后。这是因为汤若望将天文和仪器看成是传教的手段。他来华四十余年，和欧洲学术界少有联系，对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追踪。但从其综合学养来说，堪称伟大的学者。“地心说”对“天圆地方”的概念也是突破。从中可看出，明季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逐渐和西方拉开了距离。
历史学家陈垣认为，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福临“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顺治生母博尔齐吉特氏娘家侄女突然生病，百般医治无效，太后想到汤若望多才多艺，便着人向他求药。汤称无药，但送来人一块圣牌，嘱其将圣牌挂在病家项间，祈求天主保佑。也是天缘凑巧，侄女之病霍然而愈。这位生病少女不是别人，就是孝庄皇太后为福临所选的未来皇后。为表感谢，太后拜年近耳顺的汤若望为义父，这样福临也就成了汤氏的义孙了，所以顺治称汤为“玛法”(满语，长者或爷爷)。一个是来自“极西”的远臣，一个是东方大国的少年君主；一个是知晓天文地理、学贯中西、博学多能的蔼然长者，一个是年幼失怙、渴望亲情、渴望知识、身处险地的执拗少年，这种强烈的互补性成就了两人的忘年交。福临亲政，玛法地位更是青云直上，其远在大洋彼岸的家族也接连受封。
汤若望当了监正，对钦天监进行改革，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有人“素嫉西士能，处心积虑”，反对改革。还有一个以其浅薄的天文知识为官的杨光先与他们串通，诬陷汤若望。顺治去世，对汤如天柱倾倒。辅政大臣鳌拜等素不喜西士，在他的支持下杨光先等告汤等人：潜谋造反、邪说惑人、历法荒谬。第一
条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第二条罪状决无逃脱之理，因“邪说”二字，很难界定，以言治罪，易如反掌。为坐实第三条，加演了一出观测天象的戏。结果表明，西洋新法并不荒谬，大统回回之法远逊于前者。可这对上下其手的审判又有什么用呢?杨光先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斥道：“君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而若望进二百年历，其罪曷可胜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皇上对大清应敬祝万寿无疆，而你汤若望只搞了200年的历法，难道200年后我大清就完了不成?用心何其毒也，真是罪该万死!”那时汤年过古稀，肢体偏瘫，久患痰厥，言语不清，打入刑部大牢，立即九链加身，只待凌迟处死。可就在此时北京突发地震，墙倒屋塌，地动山摇。这时汤的“专案组”惊恐万状，以为是上天示警，于是矛盾上交，来个金蝉脱壳，请孝庄太皇太后懿旨定夺。汤这才捡回一命，出狱后拖着病残之躯，又活了十四个月。康熙亲政，才给汤平反昭雪。汤的墓碑竖立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三塔寺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这里旧称栅栏墓地。
现在，在汤的德国科隆故乡，也为其竖立了一座汉白玉全身像，还成立了汤若望协会，以汤若望为由头研究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上苍的阴影下》，这是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相当忠实于历史，没有为了搞笑和卖点而迎合、戏说；但它也不是处处考证的干巴巴的传记，它充满场景、情节、想象、奇遇、冒险和心路的探察。作者的想象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可说已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矩”，就是大的历史框架，重大事件的框架。此书属小说类，当然也有杜撰。比如在日尔曼学院读书时，汤与数学老师发生同性恋，传记中并无此记载；在罗马进行修士见习时，汤看到一位会士用神奇的中药挽救了一个重症病人的生命，应该说也属合理的想象；汤到达北京后，小说重点描写了他和龙华民的冲突，却根本没有描述他和士大夫与官员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对其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小说中的汤若望等传教士在明末到达南京时，曾受到徐光启的款待。徐光启的睿智、谦和、高雅的风度、国际眼光都写得跃然纸上，是书中的精彩段落。应该说，这是一部富有时代感和新鲜感的书。
过去常把传教士看成是侵略的先遣队，这个看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早期传教士，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舍生忘死，客观上为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汤若望就是很突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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