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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这一番旷古奇论，让屋里面所有的文化人振聋发聩，良久无人言语，都在默默品味。
季开生得益于编修那本《国学与西学》,属于较早接触小皇子这些惊世骇俗思想的第一拨人，所以比较好理解一些，于是端着茶杯默默观察谈迁的表现。
杨雍建生性耿直，第一次听闻什么华夏文明、中华民族的新词汇，满脑子惊愕，不过鉴于这三四日的接触，他早就知道这位小爷的深不可测，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就要潜心研究一番，所以不能贸然附议或者反对。
闵叙属于灵活周全的，学问也不差，虽然错愕，但是潜意识里认为玄烨所言一定有道理，即使没有道理，现如今也要一门心思投靠上去，所以坐在那里做若有所思状，时而点头，时而深思，施展自己博闻强记的本领。（正史里，闵叙作为顺治乙未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史籍中没有他什么显著政绩在册，但他在任职广西提学时，却编写了一本《粤述》，叙述山川物产，颇为雅洁。可见其喜好杂事，善于收集整理，必然博闻强记——弘毅语。）
朱之锡才学过人，堪为帝师，却也对弘毅的一番言论听得云山雾罩，似乎有所领悟，甚至醍醐灌顶，却在许多细节之处不明所以，于是低头沉思，细细品味。
谈迁作为俢史之人，早年就是因为晚明史官断章取义、肆意而为，失却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故而放弃科举，专修明史。所以，在他眼中，历史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恰恰小玄烨所说，让历史的规律昭然若揭，这才真是醍醐灌顶！特别是那番坦言大清朝也不能万世永续的惊世骇俗之语，让老谈头一下子有种引为知己的冲动！
至于玄烨所言什么中华民族，那是三四百年以后的事情，却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印证。的确，汉民族也不过是在两汉强盛之后才逐渐约定俗成的，再往前说，只有华夏方圆几千里而已，连炎帝一族都是荒蛮之辈了。所以，现在的满人做皇帝，几百年后，说不定就是汉人的了，到那时，满汉也说不定就没甚区别了呢。
作为前明遗民，谈迁不愿接受的现实中，最让他介怀的就是所谓“蛮夷治华”，可如果能够解决满洲人的祖先也是华夏故民这个史学问题，再加之现在的满人也要倾慕汉化，那最大的精神障碍也就逐渐化解。小玄烨的话语，正好是化解此处纠结的良药。
弘毅等了一会，其实压根就没有奢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取得什么“广泛一致”，思想的火花，有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星星之火，借助人气蔓延开来，就可以燎原。看大家都品味了一番之后，弘毅再次开口：
“谈老先生，您的等身著作为何叫做《国榷》？”
“哦，榷[1]者，商讨之意也。老朽修国史，目的在于比较官修大明各朝《实录》[2]纰漏，并补充崇祯一朝未录之史，三十年来，老朽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但偏颇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史之人能够商讨辨伪，故而定名《国榷》。”谈迁据实回答。
“即为商榷，那玄烨有几句话，不知可否坦诚相告？”
“皇子但说无妨，老朽洗耳恭听！”
“俢史之人，无论官民，是否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本领？”弘毅明知故问。
“这是自然。唐人刘知几、刘子玄，可谓史学大家。他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乃是我等俢史之人必备之能。”
“那何为三长？”
“三长者，史家笃信之论。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3]。是为‘三长’也。三长之中，尤以史识最为重要。其要害，在于是忠于历史之实，秉笔直书。”谈迁也是好为人师之人，说得清晰明了。
“玄烨受教了。可除此之外，我倒以为，还可以加上两点！”
“哦？哪两点？”谈迁没有想到，小小一个两岁幼童，居然对史学前辈的论述大言不惭，竟然要做个补充。不屑之余，倒也好奇。
“玄烨不才，窃以为还可加上‘史德’、‘史义’！”
“史德？史义？何为史德？何又为史义？”谈迁代表在座所有人，急急发问。
“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弘毅先来个开题之论，言简意赅。然后急忙在脑海中搜索当年粗读乾隆朝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4]的《文史通义》后，残留的只字片语。
“玄烨以为，著述历史，在刘子玄‘才、学、识’三长之后，还要追求一种俢史的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家的品德修养，即‘史德’，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要符合旧史之原貌，不可参杂俢史之人的偏见，也就是说，要尊重史实，经受得住后人后世的品评。[5]”
弘毅说完，低头不语了，不是说的不对，而是感觉自己终于犯下了所有穿越人的劣迹——提前拿出后世大家的言论来给自己充门面，十分不好意思，差一点就脸红！不害臊呀！没办法，既然欺世盗名了，那就继续厚颜无耻吧！
“史所贵者义也。所谓史义，乃俢史而令读史之人明了其中大义所在，感知历史发展之必然。在玄烨看来，郑樵[6]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7]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义。做史贵知其义，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故而，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
而不能抽丝。”弘毅一股脑将自己还记得的人家一百年之后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思想来了个底调儿，和盘托出。
……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就连弘毅，也能听到自己一颗不安的良心在急促跳动。其他人倒不是羞涩得说不出话，而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那里知道，弘毅当年修习国际政治的专业，历史学也是多少要涉及一些的。何况他还对中国历史十分感冒，自然偷偷补充了不少课外知识。
良久，弘毅突然记起季开生那日转述朱之锡的一番言论，如获至宝一般，再次开口说道：
“正是谈老先生史德和史义高尚，您才能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顺治四年八月，您的书稿被盗，可谈老先生，您！居然满怀悲痛，发愤重写。再经四年努力，终完成新稿。顺治十年，年至花甲的您，携再稿远涉北京，一年多来，走访故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亲历前朝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您还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才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这，不就是史德与史义的集大成嘛！”
弘毅说完，站起身来，深深一躬，然后就盯着谈迁的脸庞，观察着他神情由惊到悲，由悲到哀，由哀到喜，最后终于从难掩喜悦到“於其心有戚戚焉”！
“贝勒爷，谈迁受教了！”终于，一旁的老谈头终于恍然大悟一般，一下子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冲着下手两岁的孩子拜了下去。
贝勒爷？老谈头改了称呼了？弘毅闻听此言，喜出望外！
又成了！
这读书之人，最讲究一个心高气傲。
自称“江左遗民”的谈迁，念念不忘亡明的正统，那弘毅就来一个正本清源；耿耿于怀满清的蛮夷，难弘毅就用一招大同世界。前两招下来，谈迁虽然有些醒悟，但基于对满洲蛮子的不屑，他还保有着对自己学问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如果你是一个草包，那前面说多少也是白费！
于是，弘毅果断用后世一百年之后的“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用先进打击后进，用电子点火冲击钻木取火，就如同两百年后英吉利坚船利炮给大清国人带来的惊醒一样，章学诚、冯友兰先生的高论，折服一个谈迁还是轻而易举的。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一般，一屋子文化人热火朝天的议论起来。一个多时辰之后，在小玄烨的主持之下，学术研讨会达成了以下几项基本共识：
其一，谈迁同意入大清内涵林国史院，任编修一职，专司修订前明史书，包括他自己的《国榷》。
其二，关于书名，朱之锡、季开生主张改名为《明史榷》，弘毅力排众议，坚持《国榷》二字。他的理由是：国榷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虽然以明史为主，却也涉及部分元史与清初之事。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而，《国榷》中的“国”，不能专指明朝一代，而是作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
其三，将来《国榷》进一步修订，并增补顺治朝至今之史料后，奏请皇上钦定刊印，广播天下。
弘毅知道，亡明“遗民”这一康熙朝的历史老大难问题，在今天被自己终于如愿打入了一枚大大的楔子！
[1]“榷”字很有意思，现在常用“商榷”一词，却少有人追根问底——榷[què]〈名词〉
字从木从寉[hè]。“隺”本义为“长颈（鸟）”。“木”与“隺”联合起来表示“一种像鹤颈那样又细又长的可以抬起放下的独木桥。”其本义为：活动独木桥（独木的一头有支点，设在城门口，另一头连接绳索。绳索的另一端由城门上面的值班士兵掌握）。榷不是常设的固定的独木桥，而是像鹤颈那样可以灵活升降起伏的活动独木桥，设在城门口，由守城士兵掌控。很遗憾，这一点，古文献没有指出来。如果细长的独木桥常年水平地横架在溪沟的两边，它就没有竖立起来的机会，那么它的名字“榷”中的“隺”的意义就体现不出来了。如果是常设木桥，没有必要做成独木的，应该做成宽木桥。“榷”是独木桥这一事实，正反映出它比较轻巧，便于人力操控升降的特点。而由于要使用操控者的人力，要过“榷”的生意人只有耐心同操控者商量一个过桥费的价格。所以古人留下了“商榷”一词，最初表示过桥税费数额可以“讨论”，后来推广为一切问题的“讨论”。“榷”有“税”的含义，即来源于此。
[2]后世统一叫做《明实录》。
[3]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在1947年著《中国哲学简史》的“作者自序”中所说，借用一下。
[4]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
[5]此论断详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德》。
[6]郑樵是中国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的著述达80余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夹漈遗稿》﹑
《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通志》等。《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
[7]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江右民系。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