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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白折纸”可一点都不简单。
张岁寒向弘毅说道，大清入关以来，天下日渐平定，国家政事也是日益繁多。盖承平之时，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
张岁寒深知奏折关系官吏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内存，故而其价格虽然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余，但却逐渐得到周边汉人臣子的信赖。因为他这“南纸坊”但凡售出的白折纸，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天长日久，就连京城周边的各省疆吏，都会委派下吏入京成批购买，生意也是日渐兴隆起来。
“看来张大人可是生财有道呀！”弘毅听完，感觉这张岁寒的确精于商道，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错，知道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在这折子上，都有哪些特殊需要，而且能够抓住商机！单纯做一个笔帖式貌似有些屈才了。
“总统大人！属下虽然经商，可即使如此，也不敢忘记孔圣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只是经营这些文房四宝、文雅用度，得几分小利而养家糊口，实属生活所迫，万般无奈罢了。于公务，属下定当尽心办差，不辱使命！”没成想官商通吃的张岁寒却像是被戳中要害一般，竟然义正言辞的来辩解。看来，他把弘毅的称赞当成了讥讽。
“哈哈，谁说孔夫子不求利来着？”弘毅一下子来了兴趣。巧的很，作为后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可对儒家的义利思想有过一番粗浅的研究，今天张岁寒这句话，勾起了弘毅要用后世的儒家解读来卖弄一下的兴趣。
“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张岁寒引用了一句孔老二的经典名言，就不说话了。至圣先师的话你也敢否定？还真是鞑子的后代，尽管传得神乎其神什么“圣婴”，也不过如此罢了。
弘毅看出了“张店长”的不屑，也不着急，慢慢说道：“关于义和利，其实儒家经典都有论述，你们切不可以偏概全。”
“儒学乃是入世的大学，其关注的所在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大论。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关乎特定伦理、道德，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多指常人所需之物。如何看待义利二者？这义利观就事关重大！
其一，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存在必定合理，这在儒家诸贤的论著中皆有揭示。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子民的生计放在首位，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人民的生计，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生计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首先，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三纲，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应限制自我私欲。其次，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到了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趋利”要与“有道”一致。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否则将适得其反。义利兼得，这才是儒家的理想！
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和人格上的完满。朱熹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后，选择义，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
可见，儒学之义利观，不是不求利，而只是利从于义，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与获取，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弃利，这才是儒家重义轻利之精要——以义求利。在求利的同时，以义为准绳，不损害他人和家国根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中华之义而求利又有何不可？
何为大义，何为重利？在我看来，忠君爱国、引领天下于大道为大义，富国惠民、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张大人假使能够做大做强现在这一家小小的纸店，引领天下商家之风尚，成为中华巨商、富甲天下，则岁献朝廷之税赋定然可观。再假使，各行各业皆有忠君爱国、心怀华夏的巨商，往来于海内、行商于天下，则我皇家朝廷岁入必然可观，我中华国力必然独步天下，我大清臣民必然富足充实，我士农工商四民必然安康和谐，当其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至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
然成此大义重利，则需从微义轻利入手，何为微义？人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此为微义；商家童叟无欺、公平良德，亦为微义。何为轻利？小本起家、节用薄敛，积少成多、诚信经营，此为轻利。微义人人得之，则汇聚为大义，必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轻利商商取之，则渐进为大利，必然富国惠民，天下万民衣食无忧，国中军士利器在手，何愁天下不安、四海不平？
张大人，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凭着大学时代的记忆，弘毅一口气说了一大段，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听的张岁寒，还有那个季开生，简直目瞪口呆、无以反驳。弘毅喝了一口水，也不说话，坐在那里静静等待。
“下官季开生，听闻贝勒爷此言，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季开生深深一躬，诚恳说道。受益于近几日日夜拼搏编修那本《国学与西学》，他算是比较早的接触那些后世的先进思想了，所以接受起来也是比张岁寒快了许多。
“季大人客气，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如果堪用，大人可以择其精要，编入《国学与西学》一书也可。”弘毅要求道。
“下官明白！”季开生满口应承。
“属下何德何能，今日得贝勒爷提点，实在是三生有幸！还请贝勒爷赐教！”更具商业头脑的张岁寒，明白了之后，耐着性子等季开生表态结束，赶紧顺着弘毅那一句“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我援助你一臂之力”，来寻求金点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