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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庚用百家争呜百花齐放这八八个字为标题，写下了关于复兴中华文明的一篇文章，第二天这篇文章就发表在复兴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
百家争呜百花齐这篇文章在民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清未民初正是西学东渐之风日盛的时候，但也有很多大学问家在反思，中华传统文化是否真的一无事处？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文华有着系统深厚的根基，只是这种声音随着洋务派的兴起，而被主流政治所压制。李长庚打倒了最倡导西学了交通系，使得这些拥护国学的学者一下翻了身。特别是李长庚在复兴中华文明开篇时写的那段话，直接给国学赋予了肯定积极的政治意义。
李长庚向来是不出手则矣，出手必是一套组合拳，他在等到自己这篇文章的反响后，立刻给唐代大家韩愈作的幽兰操重新普了一道曲，也就是后世孔子那部电影里王菲唱的那首主题曲。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李长庚之所以没有用王菲唱的歌词，而是用韩愈的词来唱，其中大有深意，当然这种深意很快就被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以及国学者们所领悟，李长庚这是要在把韩文公立起来啊！
韩愈其人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李长庚先从一篇小曲入手，接着便是将韩文公的四篇杂说分别为《龙说》、《医说》、《崔山君传》、《马说》纳入到小学课本里。同时纳入课本的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等一些诗。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源起者。可以说宋代其余几位大家都是受了韩愈的影响。李长庚这时把韩愈捧出来，最兴奋的还是儒家学者。
你看委员长说百家争呜百花齐放，到头来还得先把我们儒家的韩文公立出来，程朱理学跟韩文公比起来屁都不算。新儒学一下找到了立足点而兴奋不已。正在家里闭门研究国学的梁启超看了李长庚一翻风雷手段后，仰天长叹！
韩愈不但是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改革家，更是一位谏诤忠臣，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位以单字“文”为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以文字谥号的也只有五位。
由些可见李长李长庚这次出手的组合拳，第一个重拳已经打出。韩文公一立。谁还敢在提程朱理学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东西。儒家有了新机遇，一篇篇华彩文章开始在报纸上冒头，虽然内容空乏，但已经有了方向。特别是那些坐火车去看西伯利亚那片广阔疆土的学者们的诗风。经受了大自然宽广辽阔的影响，开始打破明清以来文化思想上的枷锁，变得豪迈狂放而又富有想象起来。
诗词这种很难从哲学上解释清楚的东西，突然玄之又玄地发力。或许诗词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强大的感觉，这有点像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变化。不是因为有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一些大师。而是那种从上层社会到底层平民突然间的一种精神上升。
首先是文人们的思想开始产生变化，文人尚武之风开始兴起，文人们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以佩剑带枪为荣，一时间中国的手枪销售市场火暴异常，各种雕花手枪、镀银、镀金等高端手枪开始走俏。更有意思的是汉服在袁世凯称帝时昙花一现后，就被文人们贬低得一无事处，这时人们又悄悄地穿了起来。
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中酸酸的说道，中国在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一夜间变回了曾经的天朝帝国。
中国的这种变化也开始在官场上出现，一位武汉的官员穿着一身汉服与一位英国领事见面，那位领事分不清汉服和日本和服的区别，那位英国领事对那位武汉官员疑问：“你们中国人怎么开始喜欢穿日本人的服装了。”结果那位官员，袍袖一甩，向那位英国领事，把自已这身汉服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从历史传承到服饰意义讲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那位英国领事摇摇头发表了感慨，你们中国人真是奇怪，好像一夜之间，换了身衣服后连人也换了。
洋人确实弄不明白，中国官员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有了骨气，别说外国人弄不明白，就是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自己也弄不太明白。那位英国领事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突然间找回了自信。对比了他以前所见到中国官员的形象和今天他所见到的中国官员形象。这个比喻很声动，其中他还举了几个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他评论自己更愿意与现在同他平等对话的中国官员进行工作和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官员身上许多不一样的东西，高深的文化修养，中庸冷静的头脑，处事的细致与条理分明，惊人的记忆能力。
最后那位领事还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次他见一位县令向他的上级道台大人汇报工作，那位县令只凭记忆就将他所治理的那个县城几个月来的大小事情进行总结汇报，而那位道台大人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寻问，两人都没有看那份书面汇报材料，我出于好奇得到了道台大人的允许，拿过那份汇报材料，听着那位县令的陈述，我惊讶的发现。县令汇报的内容与那份汇报材料竞然一字不差。我在惊讶之余，将那份材料交给那位道台大人，希望他过下目欣赏他手下这位县令的惊人记忆力。没想到的是，那位道台大人竞然拒绝看那份材料，在我不信的眼神下，他笑着背诵起那位县令向他汇报的内容。虽然未能做到一字不差，但基本上他都说对了，要知道这位道台大人只听了一遍手下县令的汇报。
这样的能力在欧州官员包括英国官员当中是不可想象的，但那位中国的道台大人告诉我，记忆是中国学者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的一个基本素质。我突然对中国着了迷。那个曾经在我眼里，懒惰、狡猾、奸诈、胆小的中国，突然间全都变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中国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我听中国人说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说是因为迁都改变了中国的风水、有的说委员长有帝王之气。还有许多古古怪怪的解释，但我觉着前两种解释还是值得相信的，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我想我会用很长一段时间留在中国观察思考！
是的中国人找回了自信！这是连李长庚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官员们的变化还算理智的话，那么年轻人就几呼陷入了疯狂之中。国社党青年团的徽章成了年轻人最向往的宝物。如果一个男学生，集齐了一枚青年团徽章、一把宝剑、一把手枪、一身汉服四件套的话，那么他就绝对是这个学校最风骚的人物。
一些学校也从善如流地开设了射击课、博击课、剑道课！学生们再不以能背诵西洋诗、穿日本学生装、上街游行罢课等活动为荣。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复兴党党首李长庚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崇拜之情。学生是一个社会影响力极大的集体，尤其是一些东北学生在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学生进行交换学习后。这种李长庚式的崇拜上升了一个新高度，东北学生都是半军事化管理，他们都受到过系统的宣传组织教育，比起这些京、津、上、武城市罢课游行的学生。显得专业得多了。
这些东北学生先是向各学校的学生们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复兴党的章程政策，和忠于永远英明伟大的李长庚委员长思想。上完政治课就是兴趣课，音乐、体育、军事。东北学生无一不是手到擒来。
这些东北学生耍出来的一件件宝贝把这些大城市的学生们，唬得一楞一楞地，各种新奇吃的东西一样一样被东北学生从东北带过来，水果罐头、方便面、巧克力、奶糖、牛肉干。玩得有蓝球、足球、橄榄球、甚至有热气球、滑翔机等高端玩意。在加上从东北来交换学习的学生都是国社党青年团的优秀团员，人人都有配发的左轮手枪。不光如此，这些来交换的学生学习时都十分刻苦，甚至争分夺秒一般，这种学习劲头不光刺激了各学校的学生，就连学校的一些教授也为这些东北学生学习的劲头所感动。而玩的时候东北学生不但花样百出而且上档次，能全身心的玩出名堂。每一个学校从东北来的交换生都是风云人物。
上层社会的变化也带动了底层社会的变化，老百姓们觉得乱世刚过，买不起什么别的东西都不实在，但有一把手枪防身卫家还是很有必要。老百姓们买不起连动手枪，但黑龙江兵工厂出产的一种廉价的左轮手枪便受到了他们的热衷，一些稍富些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购买一把。即追随了时代的潮流，又觉得安全许多。一些老枪旧枪也重新流通回市场，被社会更底层的农民、工人所接受。
枪支的泛滥最先倒霉的就是那些靠打家劫舍生活的土匪们，以前几条破枪就能毫发无损地洗劫一个村庄，现在别说洗劫村庄了，就是打劫一户人家，都要冒着被丢命的风险。犯罪成本的上升，使得土匪们大量失业，开始弃恶从良。社会的安定使得老百姓的生活积极性一下高涨起来。
一些富裕城市的手枪普及率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一位常年在中国经商的法国商人，惊呼四万万被武装起来的民族，不会在被任何列强所征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列强中的一员。
是的，中国老百姓的精气神一下就提上来了。这种上升几呼是全社会的。随着东北关于公共场合秩序、卫生的鞭刑在国内普及后，城市变的干净了，人民变得守规矩了。社会上的流氓地痞也几呼消失了！
百家争呜百花齐放，李长庚自然不会偏向儒家一门，他的第二个重拳出手了，那就是在骊山修建学宫。这个学宫的定议可不是后来的官学，而是为百家争鸣而设立的道场，更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李长庚在学宫奠基时，亲手在奠基巨石上题写下了“国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十三个字。同时设立了国士封号。学宫长由学宫所有国士推选产生，推举出来的学宫长，每五年一次，由国民代表大会授予学宫祭酒，领大国士衔！
紧接着李长庚又逆潮流地，重新设立国家科举考试。参照现代公务员考试办法，分为官员考试和吏员考试。官员考试更注重策论和思想论，而吏员考试更加侧重于实务考试。从这两件事情上来看，国家似乎又回到封建时代。国士的待遇和爵位差不多，只是还没细分，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科举考试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利。
虽然李长庚推出了这两项国策，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拥护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袁世凯称帝未成的一个因素便是他取消了科举考试，使得中国大部分社会精英失去了晋升仕途的渠道，因此对袁世凯西方化的称帝失去了信心。如今李长庚虽然对文化界不断打压。但他对文化界的重视程度也超出了前人，颇有一翻宋太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特别是双百思想一提出，使得学术界欢腾不已。以至出现了骊山学宫还没兴建完成。一些思想学术界的学者就是齐集在骊山脚下开始了学术辩论。
而学宫的建设更是引来了以雷氏家族为首的一些老牌建筑世家的参与。随着这些家族的聚首，中国建筑思想的火花开始碰撞，南北两派的建筑大家们，在一起争得脸红脖子粗，以至于学宫的建设方案一改在改。多的时候甚至到了一天数改的程度，从整体布局到每一块砖石的用料，都要经过一翻争论。而当这种争论无可解时，便由骊山脚下的学者们，投票选择。失败的一方也不恢心，而是对自己的观点展开游说，然后在次发起投票。
而在学宫下面辩论的学者们对于学宫建设施工的进度一点也不着急，似乎很享受这种建筑辩论产生出来的乐趣，甚到提出自己学派对建筑的思考。这些学者们效仿古人，在骊山脚下结草庐而居，席地而坐，每天晨起便开始高谈阔论直至日落。
一些记者将学者们辩论的内容记录下后，发表在报纸上，从而影响全国。随着辩论的深入，大有全国学者向于骊山的趋势，最后辩论出几个终级话题：分别是“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辩”“人性善恶之辩”。借着这些终级辩论开始阐述百家之观点。
而这场大辩论也波及到了中国周边的一些学者加入，最为积极的就是日本，实际上日本学者很纠结，他们本国的学术思想多是承于中国的这些学术思想，可是学得又不全，碰上这种称为死角的两难辩论，却只有沦为旁听的份。他们说什么都会被堵得哑口无言！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底蕴，不管这个民族落魄到什么程度，只要底蕴还在，那么不愁翻身的一天，中国做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延续最完整的一个，这种底蕴绝对是根深地固的。
就像李长庚提出百家争鸣之初，他也没有想到墨家的钜子还有传承，而且势单力薄的墨家一出场，就跟曾经的死对头儒家斗了个不可开交。旧账一翻就是两千年，一时墨家声势无两！
当然日本学者还不算是最惨的，最惨的算是那些西方学者，中国人对这些终级辩论的学术问题辩论了几千年，就算是拾古人牙慧，也足够这些西方学者喝上一壶的，而墨家的学术价值观一出来更是惊的西方学者直跳脚。本来西方人还想用他们的科技成就压上中国人一头，没想到墨家手捧一本墨经，这本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的著作，就把西方科学界称之为圣经的几何原本比了个体无完肤。这还不算完，墨家的诡辩之术不下于儒家，一个白马非马的诡辩把西方逻辑学的学者们考得头晕脑涨！
不管怎么说这种思想上碰撞出来的火花，是积极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ps：感谢生与爱老兄的打赏！
这章写的颇费脑子，可又写得有些力不从心。只好在这里发下牢骚，希望能抛砖引玉，书友们一同讨论一下。
五方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武器有多先进，不是实行什么体制，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疑聚人心的思想意志，我们以前有过，现在却是处处东施效颦地学习西方。儒、墨、法、道，那一家思想比不过马列，而我们确捧着金饭碗去要西方的人的残羹剩饭！结果就是我们总是落后人家那么一步，可就这么一步如同天堑般，怎么也超越不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缺少了思想复兴的这一课！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