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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就出于宋朝。良好的科技发展的背景促进了军事测绘技术的进步。刻板技术被开创性地用于地图印刷。军事地理著述和兵要地志研究成果丰硕。指南针、计里鼓车等测量工具的出现,为军事行动中测定方位、量测距离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自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到1279年南宋被元军所灭,两宋共历320年。宋王朝长期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夏共存,彼此间时战时和。这一时期的战争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火器的应用。火器的运用,开始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促进了作战样式的改变。北宋时期重视军事研究,流传下来丰富的兵书。内中有许多关于谋兵布阵如何利用地形,行军时如何观测星象辨别方向,扎营如何选择有利地形,驻兵屯戍如何占据要点,修城筑堡如何勘测地形的论述及其图解。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良好的科技发展的背景,促进了军事测绘技术的进步。
一、军事测绘管理
宋朝军事测绘管理与唐代类似,采用了中央与地方(或战区)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中央,皇帝亲自过问地图测绘,诏令有关部门或人员编修地图,通常则由兵部职方司具体负责军事地图的编绘,其他部门协助。在地方,由各路、州、府的官员负责当地的地理调查与测绘,并完成每逢闰年向朝廷造送地图的任务。
宋代皇帝大多重视并亲自过问地图的测绘与管理。宋代一些著名的地图如《淳化天下图》、《天下州县图》、《十七路转运图》、《十八路图》等都是皇帝下诏编绘的。为了鼓励那些编制地图有功的人员,皇帝给以赏赐,比如沈括呈送《守令图》的时候,被赐绢百匹。宋初,各地造送的地图送负责礼宾事务的仪鸾司,而负责地图管理的职方司不能及时地得到各地的地图。在职方司的请求下,宋真宗下令各地把地图送交兵部职方司。景德四年(1007年),职方员外郎吴淑上书要求转运使画本路诸州图,于是宋真宗“诏诸路转运,各上所部山川形势、地理远近”(1),并令翰林院画工绘制了《山川形势图》,送管理军机大事的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徙租赋,以备检阅”(2)。
在朝廷,主管军事地图测绘的是兵部。地图绘制具体由兵部下属的职方郎中和职方员外郎负责。《宋史·职官》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砦道里之远近。”首先,职方司是皇帝对全国的地图测绘实施领导的职能部门。通常,该部门向皇帝提出加强图籍管理的建议,由皇帝决策并诏令实施。其次,兵部职方司负责地图保管与全国的地图编绘。收存保管各路转运使制作的地图和各州府造送的地图,收集保管朝廷相关部门的测绘资料,是职方司的职责之一。此职有专人所司,即所谓“旧判司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掌受闰年图经”(3)。根据收集的图籍材料编绘天下地图也是职方司的重要职责。绍煦三年(1192)兵部只有42人,下属的职方司人员更少。从少量的编制看,职方司的官员应是地图编绘的组织者或设计者,具体的绘图任务由画工完成。而有关地理测量事务则由朝廷的其他相关部门及各路、各州负责。负责城廓、河渠建设的工部,负责津渡、漕运的水部,负责天文观测的司天监,负责经籍、图书、实录的秘书监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取得的或管理的测绘及地理资料应是职方司编绘地图的重要的依据。宋代,朝廷多次组织编修天下、全国或诸州府图经,各州府编修的图志、图经的数量更多,为了加强对图经的管理,在大观元年(1107)成立了九域图志局。九域图志局是中央的图经管理机构,他们管理的图志资料也是职方司进行地图编绘的资料来源。
宋代认为,军事地图涉及“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4),应该注意保密。所以,各路、各州府所制作的地图送职方司和枢密院后,有专人保管。朝廷官员借阅,有严格的手续。沈括为了编绘全国地图,需要借用职方司的图经与地图,就经过了皇帝的批准。同时,采取措施防止军事地图流入异国他邦。“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5),为了不让高丽人带走地图,又不失礼节,等到高丽使节到了扬州,正在扬州的丞相陈秀谎称绘制浙江地图,需要看看送给他们的地图。等到要回地图,就立刻付之一炬。
区域测绘是全国军事测绘的基础。朝廷对地方的测绘采取目标管理,即要求定期造送地图。《宋史·职官》记载:“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一进。四夷归附,则分隶诸州,度田屋钱粮之数以给之。……淳化四年,令再闰一造。咸平四年,令上职方。”就是说,各州要编写当地的地理志,同时逢闰年测绘一次地图报送朝廷。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淳化四年(993)改为每8年报送一次新测的地图。宋代分全国为18路,每路辖若干州。朝廷要求各路每十年编绘一次本路地图。地方测绘一般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组织,比如各路转运使。当然各地为了测绘新图,要进行地理勘测与土地测量。据记载,王安石变法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测量。测量中,不但丈量了农田,而且根据土地肥沃程度把农田分为五等。有的地方甚至从下至上逐级绘制地图,据《宋史》卷四百记载:“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川、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显然,基层的测量成果为各地测图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军事地图测制
宋代重视军事地图的收集与测绘。根据诏令,各州府逢闰年要向朝廷报送本地地图。到了雍熙二年(985),朝廷收到的州府军监地图约400幅,这就为编绘全国地图提供了基本资料。除了职方司编绘地图外,朝廷大臣、边防将帅、地方官员与学者主动绘制的地图也很多。制图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军事地图的繁荣。从流传下来的宋代石刻地图和刻板印刷地图分析,宋代军事制图仍然属于制图六体的传统,但是有所发展。沈括是担任过一方军事统帅的著名的制图学家,他在绘制《守令图》时继承和发扬了裴秀的制图六体。西安碑林的《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使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地图,说明计里画方作为古代制图传统至迟在宋代已经形成了。宋代军事地图在内容上、形式上、绘图介质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1、战区军事地图
宋代的战事多发生在北部与西北部,因而这些地区的地理勘察与绘图格外受到重视。据《玉海》卷十四记载,宋太祖曾与宰相赵普在曹翰绘制的《幽燕地图》上研究过燕云十六州的形势。又载,“至道元年(995)府州(今陕西府谷县)折御卿大破契丹(辽),图山川形势以按视焉。三月内杨守斌以地图来上,帝阅视久之”。沈括出使辽国,“括乃还,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6)。沈括在巡查北方边防时,还创造了木刻边境图。《宋史·艺文志》载有《契丹疆域图》和《契丹地理图》各一卷。北宋末期的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记载,当时朝廷保存着《大辽对境图》和《大金接境图》。上述记载说明,宋代搜集或测绘了宋辽、宋金接壤地区及辽、金境内的地图,并且品种多样。
与西夏、吐蕃接壤的西北战区的地图,也绘有多种。《玉海》卷十四记载,当时有《河西陇右图》、《祥符山川城寨图》、《泾原、怀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麟延边图》、《西界对境图》、《五路都对境图》等。盛度曾担任巡抚受灾的陕西的使节,他说:“自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临碣,延袤万里,有郡、有军、有守捉,襟带相属,烽火相望,其为形势备御之道至矣。……今复绘山川、道路、壁垒、区聚,为《河西陇右图》,愿备上览。”(7)。大中祥符三年(1010),长期在泾原路、怀庆路担任军事统领的曹玮组织绘制了《泾原、怀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此图献给宋真宗时受到称赞。宋真宗指着图说:“处置得宜,储备详悉,华夷山川、城郭、险固,出入战守之要,尽在是矣。宜令别绘二图,用枢密印,一付本道路,一留枢密院,令诸将按图计事。”(8)宋神宗时期,西夏与宋接壤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延州(今陕西延安)、泾原地区常有战争。当时在这一地区担任军事统领的刘昌祚勘测了从义太寨(今陕西绥德县境内)到德靖寨(今陕西志丹县境内)约700里的边防线上“屯戍险易,地望远近”(9),并组织绘制了《麟延边图》。此外,侍禁杨承吉出使吐蕃后进献《西蕃地理图》;出使吐蕃的使臣刘涣进献《西州地图》。在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中载有《西夏地形图》,这是流传下来的唯一的西夏地图。
宋初,对西南部、南部战区进行了勘测制图。乾德二年(964),宋军兵分两路进攻后蜀。北路军在忠武节度使王全斌的带领下,沿嘉陵江南下。东路军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的带领下沿长江西进。两路分进合击,会师成都。11月,赵太祖叫人“指画江山曲折之状及兵砦戍守之处,道里远近,俾画工图之,以授全斌等”(10)。《玉海》卷十六记载,景德三年(1006),沿海安抚使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图》,即测绘了今广西到越南中部一带的水路和陆路交通图、地形图等4幅图。《宋史·邵晔传》认为,这些图“颇详控制之要”,即把军事要地表示的十分详细。
2、全国性(及其周边)军事地图
包括宋代疆域的全国军事地图和涵盖周边地区的所谓天下图的编绘受到朝廷的重视,诏令绘制的地图有多种。其中著名的有:在端拱年间(988~989)绘制了《十七路图》和《十七路转运图》,淳化四年(993)绘制的用绢百匹的《淳化天下图》,天禧元年(1017)学士王曾主持编绘的《九域图》,天圣年间(1023~1031)晏殊绘制的《十八路图》,熙宁六年(1073)赵彦若绘制的《十八路图》,元礻右三年(1088)沈括绘制的《守令图》又名《天下州县图》,乐史的《掌上华夷图》,王象之的《舆地图》,宋代刻石的现存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等。遗憾的是,这些地图留存下来的极少。元代脱脱编写宋代历史时,见于馆藏的此类地图只有10多种,如王曾《九域图》3卷,描述熙宁间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图《十八路图》1卷及副图20卷,李德刍《元丰郡县志》的附图3卷,崔峡的《列国入贡图》20卷,《指掌图》2卷,地理图》1卷等。
《十七路转运图》是全国性军事交通图。绘制时间应该在咸平四年(1001)划分全国为十七路之后至天禧四年(1020)划分全国为十八路之前。转运使是各路主管财赋及其钱粮运输的官吏。在战争期间,转运使又是军事运输的主管。《宋史·职官七》说:“有军旅之事,则供馈钱粮,或令本官随军移运,或别置随军转运使一员,或诸路事体当合一,则置都转运使以总之。”由转运使的职能看,其绘制的地图应该突出军事运输的内容,特别是军事漕运的路线。因为当时运兵、运粮主要依靠水路。由此推断,《十七路转运图》是宋初制作的军事交通图。1020年划分全国为十八路,担任枢密副使的晏殊主持编绘了《十八路图》,该图实际上是在《十七路转运图》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熙宁年间(1068—1077),在集贤校理赵彦若主持下,由画院待诏绘制了更详细的一套《十八路图》,其中有总图1卷,分区图20卷。
《守令图》是宋代行政区划图。《守令图》又名《天下州县图》,成图于元礻右三年(1088),是沈括花了12年时间绘制成功的。《守令图》共20幅,其中全国十八路每路一幅,另有高1.2丈、宽1丈的全国图一幅及小图一幅。关于《守令图》的编绘,沈括在《进守令图表》中说:“遍探广内之书,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略稽前世之旧闻;离合九州,兼收古人之余意。……今画《守令图》,并以二寸折百里。其间道路迂直,山川隔碍处,各随事准折。内废置郡县,开拓边境,移徙河渠,并据臣在职日已到文案为定……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并用黄绫装裱。副本二十轴,用紫绫装裱,谨随表上进以闻。”(11)
《九域守令图》刻在175厘米×112厘米的碑石上,碑额上有“皇朝九域守令图”字样,正面刻有《九域守令图》。此碑原在四川荣县文庙内,现存四川省博物馆。《九域守令图》刻于宣和三年(1121),幅面130厘米×100厘米,由当时的荣州刺史宋昌宗立石。该图的比例尺为1:190万,标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图上有1400个行政区名,山峰27座,标注名称的河流13条,湖泊4个。行政区名的相对位置基本正确,级别等级使用符号与文字大小加以区别。用写景法表示山脉。河流的平面图形也大体正确。“除清代在实测的基础上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等外,‘九域守令图’的海岸线是传世古地图中画得较准确的一幅”(12)。
《地理图》是反映北宋疆域的石刻地图,由南宋大臣黄裳(1147—1195)绘制于绍熙元年至二年(1190~1191)。淳礻右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于苏州,现存在苏州博物馆。《地理图》幅面197厘米×101厘米。图上431个行政区名和180座山名外套方框,十分醒目。山脉采用写景法表示,78条江河的流向和位置基本正确。长城和森林用形象符号表示,河流的源头有注记并外套椭圆圈,海岸线的轮廓大体正确。整个图面的刻线流畅清晰,要素的选取比较适当。石刻《舆地图》是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原图碑已佚,其拓片现存于日本京都栗棘庵。《舆地图》由左右两幅合并而成,绘于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浙江明州(今宁波市),绘图人不详。1266年日本僧人白云惠晓佛照禅师来明州端岩寺学法,1279年将《舆地图》拓片带回日本,流传至今。本图的地理范围包括宋朝疆域内的政区名称,东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韦,西北部的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南部的印度、阁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大体上涵盖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地理范围。《舆地图》北部和东北部绘有森林符号,注有“松林数千里”字样。地名之间多用线条连接,表示有道路可以通行。东部海域绘有两条海路:一条沿海岸北上,叫“过沙路”,一条向东延伸到日本,叫“大洋路”。“现存古代地图中,绘有海上交通路线的,以本图为最早”(13)。
3、沈括及其制图学说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杭州市)人。他曾参与沭水、汴渠的测量与治理,曾绘制过宋辽边境地图、边防立体地图、《守令图》。在他晚年著述的《梦溪笔谈》中有地理学地图学20条。沈括结合绘制《守令图》的实践,在《梦溪笔谈·补笔谈》系统地叙述了所依据的制图原则或使用的方法。他说:“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循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经专家考证(15),上述引文有误,应改为“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之法,以鸟飞之数”,其中“旁验”是动词。这样,为了得到两地的直线距离就要对步量的“道里”进行高下、方斜、迂直检验与改正,这与裴秀提出的“道里、高下、方斜、迂直”是相吻合的,也符合沈括在《进守令图表》中所说的“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的意思。在图上正确确定某地的相对位置,不仅需要它与周边地点的距离,还需要“准望”。裴秀时代,强调“四至八到”,即要求标定4至8个方位。而沈括则用“二十四至”去表示和确定相对位置。他在《梦溪笔谈·补笔谈》说,“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显然,用24个方位来确定一个地点在图上的位置,其精度很高,以此复制地图达到毫发无差的地步。可见,沈括是继裴秀之后系统记述制图方法的制图专家,其学说是对裴秀制图六体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沈括对中国古代制图学的贡献。
4、走向多样化的制图特点
宋代的军事制图明显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内容上,出现了描绘天下地理的舆地图(华夷图),描绘全国政区的郡县图(守令图),描绘全国交通的转运图,描绘战区形势的设防图(城寨图),描绘边境地区的对境图,描绘城堡建设和设防的城防图,描绘宫殿建筑的平面图等。在形式上,出现了彩绘山水的多色图与单色图并存,专题图与地志插图(附图)并存,单幅图与图集并存,大幅面地图与指掌图并存的局面。在绘图介质上,出现了绢制地图、纸制地图、木制地图、石刻地图等。
绢制地图是印制在丝织品上的地图。丝织品是自秦汉以来的传统的制图介质,宋代制作的大幅面地图一般都使用绢。《淳化天下图》幅面巨大,竟用绢百匹。绢制地图在宋代是最常见的。
纸制地图是印制在纸张上的地图。刻板印刷技术在宋代被开创性地用于地图印刷,出现了刻板印刷的纸制地图。事实证明,刻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相结合成为印刷图志的可行方法。刻板印刷能够比较多的复制地图,所以宋代的印刷地图有些流传下来了。现存最早的图经中的刻印地图是南宋时期的《严州图经图》。此外,还有淳熙四年(1177)刻印的程大昌绘制的《禹贡山川地理图》31幅图。在《禹贡山川地理图·序言》中指出:“臣今稽求先儒旧说,各以其语先为之图,从而辩证其误。旧说既竟,乃出臣愚见,为图以缀其后。……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就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说明《禹贡山川地理图》是多色地图集。《禹贡论·跋》指出:刻印时原来的多色图变成了单色图,即“凡所画之图,以青为水者,今以黑色与水波别之;以黄为水者,今以双黑线别之;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者,今以单黑线别之;旧说未安,皆识之以雌黄者,今以双路断线别之”。
木刻地图是使用木板雕刻或用木屑、熔蜡等堆制的立体地图。《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记述:“1075年,沈括在观察边防地区时,曾用木屑、面糊堆捏地形,‘写其山川道路’,后因天寒又改用熔蜡制作成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至官所’后,沈括又把它复制成木刻的立体地图,上呈朝廷。沈括的这一方法立刻受到重视与推广,使‘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南宋的黄裳也制作过木刻地图。王应麟在《玉海》中引用《朱文公(熹)集·答李季章书》:“又闻黄文叔(裳)顷年尝作地理木图以献,其家必有原样,……或恐太大,难以寄远,即依谢庄《木方丈图》,以两三路为一图,而旁设牝牡(榫头),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识,以相离合。”说明黄裳献给朝廷的木刻地理图是能够分合拼装的。另外,朱熹在谈到黄裳的木刻地图时,还提到了他用胶泥堆制的地图模型。
石刻地图是刻绘在石质材料上的地图。宋代石刻地图流传下来的较多,既有天下图如《华夷图》、全国图如《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地理图》,也有区域图、城区图、宫殿图等。《华夷图》、《禹迹图》是宋代著名的石刻地图,分别刻在一块90厘米×88厘米×18厘米石碑的两面,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为1136年刻石。《华夷图》幅面为79×77厘米,以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蓝本绘制,是以宋代疆域为中心的包括周边国家的地图。图上注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由此可知,石刻《华夷图》是唐代《海内华夷图》的缩绘。碑林的《禹迹图》是金灭北宋后伪齐国的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绘制时间在元丰四年(1081)至绍圣元年(1094)之间。图纵79厘米,横77厘米,纵73方,横70方,共5110方。图上注明“每方折地百里”,相当于1:150万的比例尺。《禹迹图》以历史上的地理名著《禹贡》作为表现内容,是一幅全国地图。图上约有380个地名,注有名称的河流约80条、山脉约70座、湖泊5个,它们的方位比较准确。此外,海岸线、水系轮廓也比较准确,明显好于《华夷图》。值得说明是,现存《禹迹图》还有1142年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的刻石,此刻石的大小、内容与西安碑林的相同。石上刻有“元符三年(1100)正月依长安本刊”,据此推断,西安和镇江的刻石源于西安的同一个版本的《禹迹图》。此外,据《山西通志·金石记》记载,在山西稷山县的关帝庙曾存放过《禹迹图》刻石。
石刻城市图则有《平江图》、《静江府城池图》和《长安图》等。《平江图》是今苏州(宋代称平江)的城市地图,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在石碑上,纵197厘米,横136厘米,比例尺为1:2000。学术界多数专家认为,《平江图》是平江府郡守李寿明绘制的。该图采取了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表示方法。城墙、水道、街区构成了平江城的基本轮廓,其平面位置比较准确,南北方向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对于重要的地形地物,则采用透视写景的方法,突出表示出来,比如山峦起伏,塔楼屹立,桥梁拱形跨越水道,城墙符号立体状耸立等,给人以立体感。《平江图》上绘有水道17条(不含内护城河)、山丘21座、桥梁308座(标名的305座)、寺院81所、府衙建筑物80个、军营5处、街道12条。平江驻军和城防设施等军事内容被放在第一层次上。图面布局合理,内容丰富,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要素配置适当,真实地表现了平江府城的概貌。《静江府城池图》是今桂林的城市地图,在胡颖的主持下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刻在桂林郊外的崖壁上,纵340厘米,横300厘米,是我国现存的幅面最大的城市平面图。《长安图》石刻残片现存于西安碑林,是北宋龙图阁待制吕大防主持绘制的《长安图》在元丰三年(1080)的刻石的遗存。石上刻有:“元丰三年五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安军府事汲郡吕大防题,京兆府户曹参军刘景阳按视,分阝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鹿阝州观察支使石苍舒书,工张礻右画,李甫安、师民、武德诚镌。”明确记载了刻石的主持者、审查者、书写者、画工、刻工的姓名。
三、军事地理
1、军事地理著作
从南宋开始,以军事地理为主要叙述内容的著作出现了,其代表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玉海》的地理门和宫室门,赵善誉的《南北攻守类考》、《东南进取舆地通鉴》等。《通鉴地理通释》14卷成书于南宋亡后的次年(1280),其作者王应麟(1223—1296)著述丰硕,达23种近700卷,其中涉及21门241类的《玉海》200卷最为著名。在《玉海》的地理门下面分地理图、地理书、异域图书、京辅、郡国、州镇、山川、户口、县、河渠、陂塘堰湖堤埭、泉井、关塞、标界、议边等15类,在宫室门下面分池沼、邸驿、桥梁、城、边城、宫室制度等22类,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军事地理。在地理专著《通鉴地理通释》中以丰富的史地资料,对军事地理进行了研究和记述。《通鉴地理通释·序》中说:“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这说明了“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是王应麟的写作动机和该书注重的内容。《通鉴地理通释》行文简括,考核精细,对于阅读史书中的地理内容颇有帮助。
2、兵要地志
宋重视兵要地志的编修。其内容一部分载于正史中的地理志,更多的以图经与地志的形式出现。开宝四年(971),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卢多逊奉诏编修天下图经。开宝八年(975),秘书郎宋准奉命编修诸道图经。咸平年间(998—1003),大名府观察判官刘筠调赴京城,编修图经。大中祥符三年(1010),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诸道图经,共1566卷。《宋史·艺文志》载:“李宗谔图经九十八卷,又图经七十七卷。”可见大部分图经是李宗谔以外的人编修的。图经地志中均包含兵要内容,成为古代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宋史·艺文志》载图经、地志、地记等地理书籍407部,计5196卷。其中有全国性兵要地志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有域外诸国的图志,如《海外三十六国记》、《列国入贡图》、《契丹志》、《安南土贡风俗》、《西南蛮夷朝贡图》等;数量最多的是地方图志,保存至今的地方志有20多种,如《临安志》、《吴郡志》、《诸蕃志》等。
《太平寰宇记》由宋初的乐史(930—1007)编著。《太平寰宇记》共200卷之多,是唐代《元和郡县志》的5倍。《四库全书总目》称:“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太平寰宇记》以唐代十道为纲,以州(军、监)为目,以县为子目,每州首先引述历史上的山经地志,废置沿革,治所变迁,州的境界,均探根求源;继述属县的户口、土产、山川、关隘、道路、城池、人物、名胜、风俗、姓氏、四至八到等。在边疆州县还述及邻国地理情况。《太平寰宇记》引文200多种,都注明了出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序》中说,此书在匡正决疑、补漏拾缺方面做得不错,“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遗,此尽收焉”。他在上表文中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16)。联系到乐史曾绘制过《指掌华夷图》,有可能此图就是《太平寰宇记》的附图。
《元丰九域志》是元丰年间(1078—1085)编修的全国地志。元丰三年(1080),禄寺丞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30卷,并有附图。元丰八年,王存(1023—1101)与李德刍、曾肇奉诏对《元丰郡县志》进行删定,缩变成实用性强的《九域志》10卷。该志按照北宋的行政建制进行叙述,即按23路、4京、10府及其所属的州、军、监、县分别叙述。《九域志》重点记述道里、山川、户口、镇戍、堡寨、贡赋等,是传世的地志中内容只限地理范围的典型。其中突出了军事地理的内容,这可能与北宋多年处于战争的境况有关。作者在《元丰九域志·序》中指出,本志侧重“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纪之。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于距京距府,旁郡县错,四至八到之数,缕析最详。”因此“这部地理志对于查明各地的部位,可以具有一种手册的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