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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是在这天晚上回到远东饭店才收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电报，将整封信看完，他也是挺有点诧异的，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这封虚心请教的电报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远东饭店元首套房的豪华书房里，宋彪将翻译成中文的这封电报信函仔细的研究了几遍，这才决定给予一个正式而全面的回答。
虽然宋皇帝的政治资历更深，毕竟这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还要年长五岁，又是美国总统的身份，宋彪也只能说是探讨，而不是回答吧。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先谈及他早年在华旅行时看到的中国，以及现在的中国，感叹和祝贺中国光复**的成功时，也讲了一些自己的为难之处，并且想和宋皇帝询问答案。
他大致的提问方式就是“如果您是我，您将会如何抉择才能保障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这个提问方式很有意思，既是询问，也是一种外交上的摊牌。
慎重思索之后，宋彪很谨慎的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问题都做了详细的回答和探讨。
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问题是最主要的，一是美国经济如何恢复为世界第一；二是如何应对国际世界中复杂的苏联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主义等政治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宋彪的答案是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世界第一要比经济总量第一更重要，国家实力并不简单的取决于经济总量，人均价值更为重要，中国有4.8亿人口，约为美国4倍，只要中国人有美国人一半富裕，国家经济总产值就肯定是美国的两倍。
在中国每年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数同美国相当，普及教育水平和国家科技、工业、农业水平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比美国高是很正常的事情。
美国对此有两个选择，一是不接受，那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最后都要集合全国的力量同中国开战，用战争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只要不接受，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是接受，如果美国承认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大趋势，那就不如继续保持中美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合作，利用和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之中必然也会有各种阵痛，但总好过直接开战。
外交上，中美为了国家利益的分分合合是再所难免，但是合作才能找到共赢之路，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承受这种痛苦，双方应该更多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互相分担一些痛苦，互相分享一些成果。
比如说，中国应该在世界经济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适当的逐步提高中圆汇率，提高人均收入，虽然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但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美国经济和其他欧洲工业国的压力，使得世界经济都能稳定和平的发展。
但是，这样的环境需要整个世界为之努力，国际环境应当稳定和平，世界经济要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教育要继续发展下去，社会福利体系应该逐步的建设起来。
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向。
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宋彪的答案只有一句话——积极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宣扬正面的世界观，积极准备迎接最困难的局面和战争，绝对不向邪恶低头，坚信世界的正义。
在这一句话之外，宋彪也说了一个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建议中美都不要采取绥靖政策，不能向邪恶的思想和国家低头，但同时要保持正常的交流，尽可能采取非战争的手段，更长久的维持国际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华帝国的一五、二五这样的政府宏观规划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也很有兴趣，对此，宋彪建议美国不要采取这样的极端方式，中国之所以要这么做，那是因为国家基础薄弱，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帝国这些年的宏观调控应该是逐步减弱，更多的让市场自由抉择。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宋彪也认为运气的成分占大多数，帝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盈余和海内外投资资产的总量之所以多，也是历史特定条件造成的，如果没有一战，那就没有这种情况。
将这些问题都回答一番后，宋彪才让内廷秘书局将信函翻译成英文稿，重新以电报的形式发回白宫。
将这封信发出去之时，宋彪并不没有意识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之间的这一次通信将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而他们的这两封信将留名青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封私人信函。
……
如果中国海军要以航母为军事中心，那必然就需要世界上第一流的舰载机计划，在1928年之后，帝国对原有的飞机编号采用了新的系统编制，在过去，帝国军用飞机的编号主要是来自于飞机制造公司的缩编，这样的方式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苏联后来也一直如此。
1928年之后，帝国将海军部、空军不和陆军部合并为新的国防部，对三军所使用的军事飞机都采用了统一的新式编号系统，舰载歼击机为J系列，舰载鱼雷轰炸机和陆基鱼雷轰炸机、强击机统一归属为攻击机，编号为G系列，中大型轰炸机为H系列，运输机、巡逻机为S系列，教练和轻型战斗机为K系列，**式战斗机为P系列。
帝国的舰载机研制计划是和航母战略同步推行，现阶段新服役的舰载歼击机是东北重工旗下沈阳飞机公司生产的J-4，其原型机是柯蒂斯公司旗下的P-36战斗机，这款在美国生产和设计的战斗机因为发动机技术的不成熟而并未得到美军的亲睐。
柯蒂斯公司在很长时期里都是远东财团在美国分公司独立控股的子公司，在大萧条期间，远东财团将美国的子公司合并为美国联合技术工业公司，其中包含了柯蒂斯和普惠两家航空业制造公司，并将东北沈阳机械动力公司研制的18缸双排气冷发动机技术转移到普惠公司，由普惠公司在此基础上研制出新黄蜂系列发动机，该型发动机和P-36战斗机结合后就是新的P-40战斗机，虽然因为美国内部的新排华风波的崛起，P-40战斗机并未能得到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亲睐，但帝国空军则以该型飞机为基础重新研制出J-4舰载歼击机。
帝国在航空动力领域投入的技术研究和项目要更为深入，比之美国存在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在发动机气冷和涡轮增压引擎技术领域都拥有较高的优势，在P-40战斗机引入东北重工进行重新设计后，新型J-4战斗机拥有极高的机动、翻滚和俯冲性能，马力强劲，即便是以东北重工一贯的飞机皮实的特点出现，但仍然拥有极强的灵敏性能，高强度的涡轮增压技术也足以保证该机型在高空环境依然拥有极高的输出功率。
在此之前，帝国的J系列舰载机一直是江南福道公司所垄断，这是因为早期研制航母阶段，江南财团控股的福克公司同福州造船厂之间的保持着密切的配合关系，使得江南福道公司在前期的舰载机研制上牢牢占据着优势。
在J-4服役之时，帝国此前所采用的舰载机J-2\3都是江南福道公司所生产。
由于整个帝国都极其关注航空领域的研制和技术积累，帝国在国内拥有三十多家飞机制造公司，大体都集中在东北重工、江南福道、南洋重工、汉冶萍四家公司旗下，由四大财团相互竞争，江南福道侧重于同美国合作，南洋重工侧重于英法，汉冶萍虽然是一战后才开始涉及航空制造的后期之秀，因为采取和德国合作的长期战略，几乎吸收了德国在一战后最为优秀的一批飞机设计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很快就在汉阳和莱芜建立两个飞机制造业基地，并且在大萧条期间彻底兼并德国的合作公司，逐渐形成同前三大财团飞机工业相竞争的实力。
这种局面使得帝国在航空制造业领域拥有多种型号的飞机，在1928年之前，由各公司自行命名的军用飞机即多达六十多种型号，而四大财团旗下也各有一家专注于航空发动机制造的企业。
由于南洋重工和东北重工同时涉及法国机械工业，双方都在向法国输出技术，这种跨国企业的存在使得中法美德四国的飞机制造技术都接近在同一水平线，而在涡喷领域，中德英则是分开进行，相互并不能明确知道对方的进展程度。
同样的，苏联在同帝国的技术交易中也获取了一部分关键技术，引入了单排18缸的气冷星型发动机和铝合金工艺，使得苏联在飞机制造领域也获得了大幅度的进步。
比如说中华联合工业控股总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东北重工、美国联合技术工业公司、法国雷诺公司、德国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公司和巴伐利亚机械厂、意大利萨伏亚公司，这些相互交流各自的优势技术，确保在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区域市场都拥有全面的技术优势，同苏联进行技术交流的主要企业也是中联系，也维持中联系在苏联机械、纺织等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从中牟取巨额暴利。
这种局势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一系列的波动影响，可以估计，一旦世界进入新的二次大战，各国的航空工业几乎都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而未来的空战也必将更为惨烈，中国则是既是技术上研发最快和最为全面的国家，也是技术交流最频繁的中心平台，还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所以说，资本永远是这个世界堕落的原罪，但是宋彪并没有排斥这种技术上的输入和输出，对于东北重工和汉冶萍两个同德国工业原本就难以切割的财团，乘着一战和大萧条期间的德国经济困难而大幅度的投资德国，廉价收购德国企业的商业投机行为，他也从未有过任何的制止，实际上，宋彪在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国内这些财团在干什么，哪怕是对于皇室直接控股的东北重工和持股较多的汉冶萍公司。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兼并中，东北重工兼并了当时因为生产摩托车而陷入困境的巴伐利亚机械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BMW公司，因为这家公司不能生产原有的航空发动机，东北重工才兼并它，并将它和同一地区的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的航空人才都抽调到沈阳的德国新区。
同时，东北重工也将自己的汽车技术和车型授权给BMW公司，解决这家公司面临的摩托车技术难题，投入资本维持这家公司的扩张和汽车业，因为德国工业在一段时间很困难，东北重工就决定将这家公司的产品销回国内，每年卖两千辆维持它的生存。
这应该是BMW汽车第一次在国内销售，但它的中文名称是巴依尔。
为什么叫巴依尔，宋彪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这么一家公司。
帝国在德国的工业投资规模是很高的，宋彪也不能说德国要发生法西斯主义，你们不能去投资，而德国在马克大贬值时期，几万中圆就能买下一家几百人的机械制造厂，相当于过去几百万中圆才能获得的资产，而帝国内部的德语人才很多，双国籍的德籍人口也多，双方技术合作和经济交流历史悠久，一战之后，中德关系恢复的也极其迅速，加上德国工业在技术上在一战后仍然大幅度领先国内，过去要花费几百万中圆才能从那些公司引入技术，一战后的几次特殊时期，只需要几万中圆就能将整家公司都买下来，那为什么不买？
一战结束之后，帝国在德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德国拖欠帝国的战争赔偿也在“债转投”协议下，大幅度的编程帝国中央政府投资，这些巨额的资金涌入德国，买下企业，同时也买回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为帝国至少缩减了十年的技术努力。
此外，直接控股这些企业就可以让这些企业的出口仅限于欧洲地区，在技术转移之后，这些出口就成为了帝国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特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德国和美国人之所以反感、排斥中国人，认为是白种人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原因和道理的，只是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怕他们反感和排斥，而宋彪的环球访问之所以要特殊关注德国和美国，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善意去化解这种排华风波，可惜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帝国工业发展今天这种情况，航空工业的水平自然是高居世界前列，换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容易就能吸收到其他各国的零星的创新和改进技术，在本身技术研发规模就是最大的情况下，继续吸收各国技术优势，牢固的保持着帝国在航空工业领域的统治地位，比如说在大型客机和运输机（35座以上）的生产上，虽然美国波音公司也能生产同等的客机，帝国的东北重工和江南福道才是世界上的大型飞机霸主，占据着产业的龙头地位和最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可以说是垄断了世界市场，德法英美苏都要从中国进口大型飞机。
*祸论，中国威胁论……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人家恨你，恨不得你早点分裂、衰落、奔溃和人口灭绝……那总是有原因的。
就在宋皇帝将回信发往华盛顿特区时，纳粹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信任的特使汉斯.冯.克塞特将军，在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威廉皇储的陪同下，三人一起抵达中国访问。
纳粹并不讨厌中华帝国。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情况，虽然德国国内存在着一定的排华风险，但是纳粹更积极的反犹太和反苏联，并且将中国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讴歌，这也很正常，因为中国是在一战后对德国帮助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友好的国家。
此次前来的三人中，威廉皇储和宋彪来往的比较多，宋彪两次赴德国访问时都住在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地中。
他们到帝国首都的中央特区时，宋彪还在东北视察航空、船舶、电气、机械工业的一些新的进展，也视察了帝国在核物理工业和电子计算机领域的一些新突破，在汉斯.冯.克塞特将军、罗森堡外长和威廉皇储陆续同中央内阁、中央军部的重要官员、将领都举行了会晤后，宋彪才在10月3日乘坐专机返回首都接见他们。
中华帝国是一个很腹黑的国家，帝国的大国外交也可以说是世界政治腹黑学的典范，或者说中国人天生就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专家。
在苏德英美之间，帝国即便和他们有着越来越激烈和尖锐的矛盾，也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平衡外交迫使苏德英美都无法对华采取遏制手段，不仅不能遏制，四国都要围绕中国展开外交竞争，避免中国过多的支援他们的对手。
哪怕是对盟友法国，帝国也用德国这张牌很巧的妙腹黑着，虽然法国一直对帝国的外贸政策和中法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感到不满，面对纳粹德国的压力，法国也一直不敢直接将矛盾拿上台面和中国讨价还价，私下交涉的话，法国交涉一次，中国就表面上“积极维护中法永久的同盟友谊”的让步一次，可不管怎么盘算，最后还是法国吃亏占大多数。
帝国很腹黑的。
帝国将此称之为“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支持国际社会扩大交流与共存，促进友谊和平的公正公平的对等外交，不支持霸权、对立和战争”，实际下手是最阴狠的。
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帝国也搞平衡外交，两方面都有支援和扶持，两方面都有交流和贸易，帝国向德国提供所需要的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用英法美的技术换取德国的技术，吸收德国的人才，输出资金在德国投资赚钱，向苏联提供技术和工业产品、粮食，输出技术和军工产品、物资，平衡苏德之间的军事实力。
不仅与此，帝国还在苏德之间大搞离间情报战，支持苏德对立，暗中支持德国反苏，同时也暗中支持苏联反德，对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不能让苏德联手，要让苏德长期处于剧烈的对抗中，制止苏德签署和平条约之类的外交约定。
在德国访问团抵达中国之后，帝国也是非常热情和亲密的接待他们，邀请他们参观中国多个城市，有意识的先安排他们在上海、天津访问，随后才抵达北京会见中央内阁、中央军部，参观中央直隶军区、北方舰队、中央帝国大学和中央军事学院，最后才安排他们觐见皇帝陛下。
帝国是很擅长搞外交工作的，很有东方式的人情味，派遣接待德国外交官的都是资深的知德派，基本都是在德国留学过的高层将领、内阁官员、学者，搞的仿佛整个中国高层都是亲德派一样，很多都是德国人的老朋友，其实帝国对待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甚至是对日本，帝国也能派出一个知日派高层阵容负责访日和接待日本使团。
总之，帝国一贯就是如此阴险。
回到首都特区，宋彪甚至未作任何的休息就在当天中午宴请以私人身份访华的威廉皇储，虽然已经不算是真正的皇储，但毕竟还是前德国皇室继承人，两个家族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下午两点整，宋彪继续在宣政园的中央厅接见纳粹德国元首特使汉斯.冯.克塞特将军和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宋彪去年访德的时候，也正是他们陪同宋彪参观了德国国防部。
这两位都是中国人的朋友，也都曾经在华工作过一段时间，宋彪以一种很亲切的方式邀请他们坐下来，和他一起喝茶闲聊，仿佛是邻居之间的日常来往。
在坐下来之前，元首特使汉斯.冯.克塞特将军先向宋彪奉上元首的亲笔信函，信函中附有中文翻译的打印稿件，但也同样有阿道夫.希特勒的亲笔签名。
宋彪就直接看这份翻译稿件，大致看完以后还是很惊讶的，因为阿道夫.希特勒元首阁下有点异想天开，试图劝说中国和德国一起组建更为强大的反苏同盟，使用强硬的军事手段消灭和征服苏联，并在东西方瓜分苏联。
按照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的计划，中国将可以得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包括整个哈萨克，如果中国愿意出动全部实力，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甚至愿意以伏尔加河划界，将德国急于需求的高加索石油区也划分给中国，但是要求中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保证对德国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供应。
真是很大胆的一个想象啊。
天才真是不同凡响，宋彪都从来没有过这么狂妄的奢想。
话说回来，中德联手想要消灭此时的苏联还并不是很困难，问题是英美同意吗？此外，德国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苏联交战呢？占领波兰？
所以，这份看似对华极其有利的提议之下掩藏的是德国想要吞并波兰的野心。
宋彪将信看完之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而是很简单的向元首特使汉斯.冯.克塞特将军致谢，并希望克塞特将军将这样的致谢转达给德国元首阁下。
客套了两句后，宋彪就将话题转移到中德通商条约补订协议的新一轮谈判上，特别是关于中国在德国投资的问题。
对于中国在德国投资的总规模，宋彪也是在几个月之前才拿到一份全面的报告，应该说，中国在德国的投资规模有点过于庞大，宋彪希望是在不影响中德关系的基础上，稳步开始撤资到瑞典，在访问瑞典之时，他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但这些在德的中资企业投资并不是中央政府说了算的，更不是他说了算的，这就需要中德之间的政府合作，通过政策上的制定进行调整。
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番交涉后，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就迫不及待的表态德国一定会保护好中国在德国的投资，绝对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的排华风波。
等他说完，宋彪考虑了一番，道：“凡事总是事出有因，中国哲学中强调因果关系，凡事有结果必然有原因，有原因就必然又有结果，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中德国家及人民之间的友谊相比，中国在德国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目前的一个考虑是希望在不影响德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情况下，逐步将一部分资本撤离德国，转移到亚洲的贫穷国地区投资，这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我个人建议德国可以采用国家收购的方式，或者是国家扶持回购的方式，对中国在德国的一部分投资收回，但是德国财政能否支撑得住，以及中资在主动撤出德国市场的过程中，是否会被有意识的其他国家误解和错误的解读，我觉得都是一件需要我们双方考虑的事情。”
罗森堡外长解答道：“我国绝对没有限制中资的用意，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向华皇陛下做出保证和承诺，如果中国是为了长远的考虑，我国也愿意配合贵国，不过就现阶段的政府财政而言，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困难。”
宋彪也不否认，道：“是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解决的。”
顿了顿，他又提议道：“情况允许的话，我们会考虑将一部分资产出售给其他外国财团，大部分还是出售给德国自身，恢复德国工业的独立性。我对世界经济的一个观点是工业需要竞争，中资企业目前的一些经营策略也是我所不太欣赏的，自由的竞争才能让世界繁荣和进步，靠资本力量实施垄断经营和技术封锁并不有利于世界的长远发展。”
罗森堡外长答道：“您说的非常对。”
这种问题对宋彪而言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了解过，德国马克崩溃时期，远东财团在德国大约注资投入了四千万中圆，由于马克当时贬值幅度达到了三百多倍，加上当时德国企业界宁可被中美兼并，也绝不被英法兼并的作风，当时只用了七百万中圆就将克虏伯钢铁收购下来。
兼并德国大企业的机会总是很少的，当时德国真正被兼并最多的还是中小企业，远东财团后来将这些中小企业重组为德国联合工业公司，使得远东财团在全球拥有CUI、AUI、GUI三家联合工业集团，实际上，不管是德国联合工业，还是美国联合工业，总投资的规模都很小，即便是大萧条的这几年就已经将投资成本收回来。
和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规模相比，在德国的中资不仅最初的投入资本低，即便现阶段的总规模也不是很惊人，还没有危急到美国那种程度。
正因为没有太多的压力，宋彪和德国外长罗森堡洽谈的也非常愉快，两人侃侃而谈，聊的都是中德经济合作的问题，有一些比较难解决的地方，但也没有原则上的致命冲突，至少不像当年的胶澳殖民地问题那么难解决，帝国更不是德意志帝国那种死板国家，只要有利可图，凡事都可以商量。
两人谈了很长时间，宋彪考虑也不能彻底就将希特勒的提议完全扔在一边避而不谈，就在经济话题触及到军工业的技术和资本合作时，才转回来同罗森堡外长、克塞特将军主动提及道：“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历史悠久，而且还延续很久，这应该是我们双方和两国都愿意继续保持的良好情况。至于希特勒元首所提倡的建议，我们对苏联肯定持有比较强烈的排斥，但是中苏距离太近，这使得我们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都需要谨慎的思考和衡量利弊得失。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也反对苏联政权，但就中苏目前的关系而言，现阶段还是良好的，我们在国际社会不止一次的腔调，中国是一个不怕任何战争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确实清楚苏联对人类和中国可能造成的致命伤害，但在现阶段，我们还是更愿意通过交流来保证和平。对于希特勒元首的提议，我们现在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要看局势的发展，总体来说，我们现阶段对苏联要做的工作不是经济和技术上的封锁，而是在政治和思想层面的斗争，在政治影响力和疆域的扼制。我们不能去遏制苏联的正常发展，那会让矛盾激化，最终必将导致战争，但又必须遏制苏联的在思想主义和疆域上的扩张，简而言之，中苏现衔接的情况和政策就是政治对立，经贸稳定。”
德国显然也清楚不可能一次说服中国支持德国的计划，特别是其中面临的波兰问题是很尴尬的，中国和波兰现阶段的国家总统阿图尔.马尔托斯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德国提出的这份计划就是希望中国放弃对波兰的浅层面的保护。
对于宋彪的这番表态，罗森堡外长、克塞特将军都不停的点头称是，并没有提出过多的异议。
宋彪的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也没有必要亲自过问各种问题，关于中德经贸和进一步稳定合作的协约谈判，这些工作就要交给外务部和中央军部逐一负责。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