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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遥持麈尾独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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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是为清朝八大总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南河总督、东河总督、漕运总督,这都是管理专项事务的,而且后来都被裁撤,所以不入“八大总督”之列;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设立的,存在太短,影响较小。

    虽然都是总督,其中也有肥瘦、轻重之分,这和所辖区域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有直接关系,与今天的省委书记一样。

    直隶地处京畿要地,所以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

    两江包括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是清王朝的财赋重地,所以两江总督是当仁不让的老二,类似于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

    两广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在道光以前,此地犹如改革开放前的深圳,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只能算是泯然众人。随着开埠,洋行林立,外商如云,此地迅速繁华,在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位也开始凸显,很快超越湖广,成为八大总督中的老三。大致类似于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

    湖广包括湖南、湖北两省的地面。孙元起刚来大清的时候,还以为湖广包括两湖、两广呢,惊讶得不行:这多大的面积,半个中国啊!老大人一瞪眼睛照你这么说,两广总督管哪里?”才算纠正了孙元起的误认识。宋元以来,一直有“湖广熟,天下熟”的谣谚,这也奠定湖广总督全国第三的地位。但两广外贸的飞速发展,让它受到巨大挑战。张之洞在任期间,充分认识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除了维持原有的农业成绩,大力发展重工业,建设汉阳铁厂;并利用长江水道,促进汉口的商贸。使得湖广实现“中部崛起”,赶超两广趋势明显。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对袁世凯、张之洞这两位手握大量新兵、比较倾向变法的汉人总督心生忌惮,把他们上调到军机处,实际上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湖广总督的位置又开始出现滑坡,赵尔巽、陈夔龙就面对着这个局面。

    闽浙,从名字上看,就下辖福建、浙江两省。清代的时候,这两省可不像今天能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而且这些地方多数是依山、傍海、少田,他们只好平时种田,闲时上山做贼、下海做匪,混个温饱。所以闽浙总督是一个不饥不饱的位置。

    四川尽管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做了领导,却不能只盯着盆地里的那块平原看,你还得考虑四周崇山峻岭里面的狡蛮叛夷,君不闻,古来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传言?所以四川总督和闽浙总督是难兄难弟。

    陕甘一带地瘠人穷,民风彪悍,加上回乱不止,在这里做总督,不是坐在休眠的火山上,就是坐在喷发的火山上,危险异常。但地位同样也很重要,康熙、雍正、乾隆、同治等历次平定西北叛乱,陕西都是最重要的支撑点,年羹尧、岳钟琪、刘统勋、杨遇春、林则徐、左宗棠等著名人物,都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岗位上呆过。

    如果说陕甘总督一职除了风险还有机遇外,那么云贵总督就只有风险没有机遇。吴三桂起义,云贵总督甘文焜父子被围自杀;贵州杨龙喜起事,云贵总督罗绕典剿灭过程中,坠落山崖而死;云南回乱,云贵总督恒春自尽……所以它的地位最为低下,历来为总督之末。

    干格格一时不高兴,便生生地把赵尔巽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第四的湖广总督,调换成排第五、第六的四川总督,搁谁身上能高兴得起来?虽说四川是赵氏的根据地,有不少同僚故旧,可这样被人挤兑,也多少无颜见江东父老。赵尔巽心里极为不爽,所以决定在临走之前恶心恶心陈夔龙,对孙元起的一应要求是大开方便之门,连狮子大开口的学校财政预算也在原则上同意了。反正有这个权利,即便陈夔龙心中有火,翻看账本,也只会把这笔仇记到不识抬举的孙元起头上,与他赵次珊有一毛钱干系?

    提学使司用钱,自然不是总督一人说了算,还需要和布政使商议,并上报学部。既然总督都点头了,难道布政使李岷琛还敢说不?湖广总督、湖北布政使都同意了,学部又会否决呢?

    尽管如此,孙元起也不敢丝毫马虎。俗话说得好:夹到碗里才是菜。只要这笔钱还放在总督府的账目上,陈夔龙来了就能翻脸;甚至这笔钱到了提学使司,陈夔龙要是祭起翻天印,厚着脸皮要,孙元起还能抗命不遵不成?

    正月二十各衙门开始办公之后,孙元起就忙得脚不沾地:

    首先是补齐衙门和各学堂的缺儿。

    按照学部的规定,本省所属高等学堂以下,学堂的监督、堂长及教员等均由提学使聘用,受其节制、考核。啥时候调整都是名正言顺,为何现在急于一时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团体。

    明清以来,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番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的推广,致使中国的人口突破传统阈值,在乾隆年间首次超过一亿,在清代中后期一度达到四亿。人口基数增长,使得读书人的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可是平均每年录取的举人、进士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传统架构下的官员数量也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失业的读书人大量出现。

    与此同时,人口增加导致社会管理出现大量问题。以前一个县只有三五万人口,在底层,宗族力量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在高层,知县、县丞、教谕、县尉等几个正式公务员编的官员,便足以解决司法、考试、税收、财政、治安等问题。如今一个县人口达到三五十万,宗族力量又被削弱,还靠几个正式编的官员,如何能治理好?所以,知县会招收大量的失业读书人充任幕僚,来专门处理这些问题。据有关统计,平均每个知县会有三十到四十人的庞大幕僚团队。现在有人会在网上叫嚣明清官民比例如此惊人,其实他们根本不宗族力量的重要,更不还有幕僚这种隐形的官员!

    而且每位读书人在中举做官之前,都少不了宗族的帮扶、师友的提携。一旦他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走上工作岗位,必然要对宗族、师友进行反哺。幕僚、亲朋好友、故旧同年……这些人团聚在官员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官员的职位越高,利益团体越庞大。

    陈夔龙身为总督,身边的人更少不了。如今他来湖北,那些人会像迁徙的候鸟跟随而来,在湖北搭巢筑窝、抢夺地盘。知县、知府这类官员,任命权在吏部,总督鞭长莫及,可是在工商、税务、盐政等油水部门任命几个亲信做帮办、会办,那还是小菜一碟的。

    近几年,清廷进行官制改革,教育口也成了香饽饽:一来它是“地方招考”,即提学使就可以任命,不需要中央政fu批准,这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二来它是“参公管理”,虽然不是朝廷正式编制,却可以享受品级、职衔等正式编的待遇,等混到一定级别,进入正规军也不是问题;三来它是“垂直管理”,上头的婆婆少不说,而且油水也多。现在不补齐,谁陈夔龙来了之后,会不会热心地给介绍几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对其他提学使来说,补齐衙门和各学堂的缺儿算不得难事,毕竟为官这么多年,总有些夹袋中人物。可是孙元起不同,满打满算正式为官不过三四年,其中大半还是在和教材打交道,根本不认识几个人。此番到湖北,几位幕僚早已在衙门中任职,跟随而来的学生都太年轻,除了在学堂里任教,根本无法出任监督、堂长、教务长之类的高级职务。孙元起只好矮子里挑将军,从学校教员和湖北士绅中,选取有外国留学背景、思想开明、又有一定声望的人士出来撑门面。

    第二件事,则是把到手的钱花掉。

    要说,花钱可比赚钱容易多了。这些日子,孙元起简直成了散财童子,以前各学校因为财政困难而搁置的图书、实验器材、校舍改建,全都酌情予以启动。鉴于研究汽车的需要,直接把湖北工艺学堂改为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一口气增设车辆工程、金属材料加工、工业设计、冶金工程等十多种专业。去年,孙元起死乞白赖才让张之洞给学堂多增加一万两办学经费,今年倒好,从原来3万两暴涨到10万两!

    除了在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两湖师范学堂等院校增设专业外,孙元起还在短短的十多天内,相继成立了交通学堂、矿业学堂、石油学堂、钢铁学堂、地质学堂等。在孙元起的构想里,经世大学是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学校,而新成立的学堂则类似于后世的中等专业学校,主要培养大批量的熟练工人和初级工程师,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会在毕业后进入更高一级的高等学堂、或者出国深造。

    新成立的近二十所学堂自然不能在武昌城内,孙元起拿过地图一比划,包括湖北高等工业学堂在内,便全都迁到城外郭郑湖畔的官山、洪山、珞珈山一带。这么多学校同时开工建校,使得武汉三镇的砖石木料、连带泥瓦匠的工资都翻了一番!

    至于第三,则是在各个学校贴出公告,严禁在校学生参与各种政治团体,违者予以申饬,三次不改者由学校上报提学使司衙门,将严加惩处。所谓的“严加惩处”,无非是取消助学金、警告、记档、劝退、开除等,并无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这则公告主要是给陈夔龙看的,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儿小。

    进入农历二月,湖北官场经历了一次大洗牌:

    二月初四,军机处正式传出谕旨,调湖广总督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四川总督陈夔龙为湖广总督。

    二月十二,军机处在下命令,调贵州按察使杨文鼎为湖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陈夔麟为江西按察使。

    陈夔麟是陈夔龙的亲生大哥,去年腊月二十六日,按察使梁鼎芬因病解职,朝廷认为时任湖北荆宜施道的陈夔麟为按察使。结果因为陈夔龙的到来,不得不在上任一个半月之后就匆匆离开湖北。而这四十多天的任期里,还有二十天是春节放假!

    湖北没有巡抚,只有总督、布政使、提学使、按察使四大员,短短数日便更易其二,留下老的老、小的小:布政使李岷琛去年刚过完七十大寿,提学使孙元起才三十出头。

    孙元起也不再有大动作,每日只是督促学堂抓紧基建,招募师资,争取早日招生办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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