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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一代天骄——第二十三章：西北的军阀（7）
广顺三年春夏的连续军事行动使得八路军的辖区由原先的一个州吹气一般发展到了如今的四个州。 ．ＣＯＭ摊子大了，原先并不明显的管辖权问题一下子正式浮上了水面。按理，李文革目前的八路军节度使职务只能管辖延州一州，但是此刻西北四郡都在他的军事势力控制之下。当然，理论上这些地方都是朝廷州郡，应该由朝廷分派任命官员来管。
事情的微妙之处就在于，谁都明白朝廷不会这么不给面子，李大将军打下来的地盘，要让他老人家吐出来，没有足够的价钱是拿不下来的。
再退一步考虑，也不会有哪个官员那么不开眼，着雷来触李大将军的霉头。要知道，目前这几个州郡，除掉延州之外，全都不是什么好去处。夏州宥州就不必了，阖州经济打崩溃掉了，数万蛮夷们嗷嗷待哺，几个文官跑过去，怕还不叫人当肉干啃掉？就是经济状况稍好些的庆州，也还有三个蛮族盘踞，没根基的官员一旦上任，要兵没兵要钱没钱，三大部落再度造反，谁吃得消？
要李大将军帮忙？开玩笑，去抢人家手里的肉还要人家帮忙剔骨头，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即便要归化，也还是等李大将军将这几个州郡收拾服帖了再吧……
朝廷不插手，对李文革固然是件好事，但是一个州的家底一下子要凑出四个州的领导班子来，这局面还真是有难弄……
为了这个事情，李文革一回来就拉着李彬和秦固一夜一夜开长会，熬得李彬这老头子筋骨实在撑不住了，最终确定了一个从各县突击抽调提拔干部的方案。
广顺三年七月十八，延州八路军节度府发布了一份任命文告，任命高绍元为八路军庆州节度判官权知庆州政事，任命原延州转运曹主事文章为八路军延州节度判官权知延州政事，任命原延州布政曹按察主事萧涯离为八路军夏州节度判官权知夏州政事，任命八路军厢兵甲团指挥使陆勋兼任八路军宥州节度判官权知宥州军政事
这个体制是一个全新的藩镇体制，原先的旧体制当中，无论是刺史都督还是知事，全都由朝廷任命，最起码在名义上与掌握实权的节度使没有直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然而在这个新的体制中，所有各州节度判官前面都以“八路军”冠名，明确体现了这些州级行政官员与八路军节度府之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只不过原先节度府下设的节度判官由一员变成了多员，以州郡地域进行区分，全都向延州的八路军节度府负责，无形中原先只管一州的八路军节度府便演变成了一个高于州一级行政单位的行政管辖机构，这在晚唐五代的历史上是从所未有过的。
从这时候开始，“八路军”这个名词具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是指李文革所领导下的这支军队，第二个则是指在李文革管辖下的由数州组成的行政区域，这个区域在未来将随着天下大势的演变越发壮大。
至于各州节度判官职衔后面跟的那个“权知x州政事”和“权知x州军政事”，则是对地方行政官员权力大的一种基本区分。在眼下，李文革手中的权力主要划分为行政权和军事权，因此手下的权力也划分为这两类。那些只有“权知x州政事”后缀的州判官只拥有在自己辖区内的行政权，例如高绍元，他只能分管庆州的行政事务，庆州的军事权由八路军庆州团练使李护掌管，单独对李文革负责，并不接受高绍元的领导和调遣。但是后缀为“权知宥州军政事”的宥州观察判官陆勋就完全不同，他不但拥有宥州的行政权，同时拥有本州的军事权，新任八路军宥州团练使狄怀威直接对他负责，由他直接向李文革负责。
在文官任命的同时，李文革任命了四位州团练使，凌普任八路军延州团练使，李护任八路军庆州团练使，荆海任八路军夏州团练使，狄怀威任八路军宥州团练使。
七月十八日任命文告发布的第二天，也就是广顺三年七月十九，李文革又发布了另外一道相对简短的任命书，任命了四州的最高政务长官和最高军务长官。
秦固被任命为八路军节度长史，周正裕被任命为八路军节度司马。
为了使得军政双方上下统辖分工明确，李文革在发布文告的同时在内部重新厘定了官阶。
按照新的延州官制，八路军长史正四品上，八路军司马从四品上，军衔为宣威将军；八路军节度判官正五品下，八路军团练使正六品上，军衔为昭武校尉。
这里面有些和中央官制的区别不大，有些则差别较大。比如节度判官在现行的晚唐官制当中本身就是正五品职衔，节度长史本身也是正四品职衔（比刺史州长史大半级），这两者均无差异，但是原先的正五品判官只是一州节度使的政务副手，如今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行政首长，主管一州民政事务，原先的节度长史只管一州民政，在节度使制度渐渐演化的如今这个官职甚至已经消失了，但是现在这个职务不仅重新出现，而且一下子变成了主管数州行政的封疆大吏。原先团练使这个职务是正四品显要武职，在李文革手里则变成了正六品。
让节度判官正五，团练使正六，长史正四，司马从四，一方面是为了使新官制与八路军军制相吻合，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贯彻文官政治的原则，凸显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理念。
于是，延庆宥夏四州的割据政权目前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在这套体制当中，李文革位于整个权力金字塔的端，在他的下面有长史司马两个四品官分司政军，在长史下面则设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司、水路转运司三个分支机构，分别以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水路转运使为部门首长，三使均为正五品上职衔，副使则为从五品下，除去三个直属机构之外，长史还统辖着四个州节度判官署，每个判官署则下辖承宣布政、提刑按察、水路转运三曹，同时管辖各县县令。县一级行政单位便不再细分，以县令为长，县丞分管庶政，县尉分管治安刑狱，县主簿则分管杂务兼理驿政。
在节度府一层，布政司内设司农、经商、务工、赋税、勾判五曹；按察司内设审刑、治安、典狱三曹；转运司内设陆路、水路、筑路、传驿四曹，每曹内复按照分工分设科室。节度府曹科的官阶与地方曹科官阶相同。
如此一来，仅节度府内就多出了三司十二曹四十余个科的位置空缺，加上四个州郡十二个曹四十八个科的编制，八路军辖下仅八品以上行政官员编制就骤增至两百多员，再加上目前辖区内的二十八个县一百一十二名长吏，四州共合计行政官员额三百五十三员。
这个数目是很吓人的，要知道这里面并不包括军官和李彬派驻各州县的监察官员。
李彬的丞相府在名义上虽然也对各州及节度府行政拥有管辖权，但这个管辖更多的是监察性质的。李彬在每县派驻一名监察御史里行，在每州派驻一名监察御史，在自己的丞相府内设一名八路军节度观察判官总司吏治监察，各州县的监察官员合计三十三员。
除去军队系统外，延庆宥夏四州名义上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一下子达到了三百八十六员之多。
相对于这四个州不足三十万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个编制确实恐怖了些！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数字，在目前的八路军辖区，兼职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就以秦固为例，这个八路军节度长史目前亲自兼任着节度府承宣布政使和水路转运使两个职务，同时还兼任着布政司司农主事经商主事勾判主事和转运司内的陆路主事传驿主事五个正六品职衔，基本上属于全知全能的光杆司令。
仅仅在两年前还仅管辖一个穷县数千人口的秦固如今要管二十八个县将近三十万人口的民政事务，这对这位年轻的文官而言确实是个不的挑战。
面对焦头烂额的局面，秦固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上，有什么办法呢？要怪只怪李文革的扩充速度实在太快了一……
许多官员因为此番管制改革而飞速升官，一年多以前还只是个九品县尉的陈夙通，如今已经是堂堂的延州布政主事正六品官了，当然，在他的任命之后，同样少不得“兼署延安、肤施县令”的兼职。没办法，缺多官少，有实际治政经验的官吏实在难得，就先勉强兼着吧。
广顺元年七月二十日，新官制实行，八路军下辖四州二十八县，官吏编制员额三百八十六员，实任九十四人，缺额高达四分之三。
李彬和秦固曾经问过李文革，为何执意要推行如此繁冗的新官制，李文革在回避了几次后终于挠着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有了这个架子，在大周的朝廷下面，未来无论地盘有多大，手中有多少个州，我都能用这个体制把它们包进去消化掉……”
李彬秦固相顾无语……
两个人私下研究了一番这个官制，初时除了严密复杂之外得不出任何其他结论，直到最后秦固灵光一闪，终于发现了这个官制的一桩好处。
在这个官制下，李文革不用称王称帝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吞并州郡扩大地盘。
这个官制的优就是：一个节度使就可以用它来兼并天下，一切在扩张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没有皇帝的政治体制中得到妥善解决……
简单的就是：缓称王，广扩张……
这是一个超级军阀程式，一个能够独自创造出这样一套军阀体系的家伙，绝对是个把古往今来的军阀政治优劣研究得门清的家伙。
李文革这家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人啊……
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历史已经有百多年，其中李彬见证了的最少有五十多年，但是李彬自认，自己从未见过等级档次高到这种程度的军阀，做军阀居然被他做出如许多的道道来。
在呆了半晌之后，李彬苦笑着吐出一句话：“卫鞅、李斯定三公九卿，高颖、杨素设三省六部，诸人若见怀仁，皆当避道……”
秦固一口水喷在衣衫上，咳嗽了好半天……
尽管如此，但员额不足的问题总要解决，毕竟一个州如今变了四个州，这可是实实在在的。
李文革对此的对策是——开延州秋闱，确立有延州特色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唐代科举均在正月举行，二月发榜，是实实在在的“春闱”，这“秋闱”之，李彬秦固闻所未闻。
七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通过在各县布达州命的“新闻工作者”们的嘴，延庆两州的士民工商各色人等得知了一个令他们惊讶得下巴颏都合不上的消息，九月一日至十日，延安县城将举行一场秋季科举考试，被录用者将被节度府直接授官任用，不必等待朝廷吏部选官。
百姓们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这次科举非但季节不对，就连形式也迥异往年。
首先，本次科举不用投卷，无须有官身的人推荐，只需要参考者在县署报名并现场经过初试通过即可获得到延安进行复试的资格。
而初试的内容极其简单，仅有两项，一是考官随机在纸上写下一句话，能将这句话照抄并朗读一遍，便算过了“识字”科考验，随后考官随口出一道两位数加减和个位数乘除的四则运算题，只要考生能够答出正确答案，就算通过了“明算”科考验，两项全部通过，考生便被登记姓名籍贯，按照地域进行编号，并拿到一份由县里和节度府派遣的监察人员联名签署的文书，凭着这份文书，考生便具备到延安参与科举复试的资格了。
尽管李彬和秦固这种正经儒学从本能上反对这种考试模式，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兵荒马乱的岁月，能够识字并且算清数目的人已经很难得了，一定要按照唐朝的“六学十一科”来考试，只怕四个州连十个合格的人选都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初试舞弊，李文革从丰林书院派遣了二十名学员前赴延庆两州的二十个县，这二十个学员不仅仅负责监督地方考官营私舞弊故意放水，同时还肩负着算学考官的职责，他们将现场随机出题对初试考生进行明算考验。由于这些学员不是政府官员，而进入丰林书院时又大多是外地来的流民子弟或者孤儿，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基本可靠的。
这种初试模式因为实在太过儿科，基本上是蒙学水平的孩童就能通过，因此被延州贵族阶层戏称为“蒙试”，通过了这种考试的考生则被蔑称为“蒙生”。这个名称最早是谁先叫出口的不得而知，不过在几十年后太学寺厘定地方科举学级的时候，一律将经过了县一级科举考试的生员统称“蒙生”，这却是这个名词的发明者本人也始料未及的了。
地方初试可以简单处理，但统一的复试就不行了，在开秋闱的消息放出之后。李文革李彬秦固等人就开始着手设定秋闱的考试科目和试题了。
唐代的科举科目实在太过繁琐，且题目难度较高，李文革觉得对于大范围选拔人才不利，于是经过和幕僚们昼夜磋商，又经过和李彬秦固的妥协扯皮，最终终于拿出了一套取士办法来。
复试考试科目一共七科，分别为明经、明算、明法、明词、明史、明礼、策论；对应经学、算学、法律、诗词、历史、策论六个单项专业。
复试考试共取士八类，依次为：进士、经士、算士、法士、词士、史士、礼士、书士。除进士外，其余七类士皆取单科成绩前四十名，七项成绩均列名前四十人之内者称进士出身，列名前四十名的科目少于七项多于一项者称同进士出身，进士出身者七项成绩总和前三名者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一名称状元及第，第二名称榜眼及第，第三名称探花及第。
为了这套全新的科举复试制度，李文革和李彬秦固磨破了嘴皮子，依着他的脾气，诗词礼仪之类在他看来无用的学问根本就不应该进入考试科目，按照李彬和秦固的认知，明字和秀才科目被废除几乎是不可容忍的。李彬对于他将考试科目排在明经之后的进士取消却设为取士的最高等级更是感到匪夷所思。
最终的妥协结果是，明字和诗文考试合并为明词科考试，而明礼科则被保留，在六科之外，专设书士学位考究考生们的书法水平。
广顺三年九月的延州秋闱，尽管准备仓促过程中漏洞笑料百出留下了许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科举制度的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首先是这次科举考试改变了之前的科举单科松散的命题模式，单科试题改以道为题目的基本单位。以明经为例，原先的明经考试是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实务策三道。在广顺七年的秋闱中则改为经义填空三道，经义颂咏三道，经义释义三道，经义论述一道，共计十道题。
其次是这次科举考试引入了分数概念和标准答案概念，七科每科十分，总计七十分，和原先的科举考试相比，考官的个人好恶对考生成绩的影响降低了许多。
最后是此次科举考试引入了单科和综合双类学位制，形成了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单科学士四级学位体系，使得综合类人才和各专门类别人才都能够在考试中通过成绩取向得到录取，并根据所长在未来的选官中得到适当录用。
这些新的制度，若是在两宋以后施行，已经被教条禁锢了思想和行动的儒家夫子们会群起而攻之，将这个全新的制度淹没在滔天的口水中；若是在晚唐以前施行，其过低的门槛和过于浅白的贵庶平等气息将在当权者和贵族阶层士人阶层的联合抵制中无疾而终。就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年代，若是一上来甚么准备工作都不做就强行施行，也会在文不耻武不屑的反对声浪中惨淡收场。
唯独在广顺三年秋天的延州，巨大的干部缺口和过于低下的平均人口素质迫使李彬秦固等传统的士人阶层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向李文革妥协。在他们的心中，未尝没有这是权宜之计未来世道恢复太平之后自然要恢复学术正朔儒家道统这样的念头，只不过后来的局面发展，让这些历史的创造者们和参与者们自己也与过去的道路渐行渐远，当数十年后人们回首再看时，才愕然发现这次在十分滑稽的气氛中举行的科举考试竟然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天下的进程。
不过在广顺三年的七月底，不要李秦诸人，就连作为穿越者的李文革自己也都还远远看不到他正在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影响。在那个时候，李文革甚至无暇分心想到这些，他正处于自在延州建镇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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