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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肖申克117
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唐末由王仙芝、黄巢发动的农民大暴动彻底摧垮了唐王朝，大唐帝国的盛世只能在史书中得以重见。
接下来就是武夫列攻、君臣相仇、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局面，又有契丹人侵掠如火，没有人伦纲常，没有谁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而毫无例外，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北方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朝代，称为“五代”。
今人要了解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要读新旧《五代史》，我们总是会读到冯道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总是位列宰相、太师甚至国公之列，即便是契丹人入汴，他也成了契丹人的太傅，历来冯道是个典型的无耻文人形象。了解冯道的个人生平，几乎就了解了整个五代的历史。
但是对照《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我们又会发现，史家对于冯道这个人物的评价又截然不同。
《旧五代史》是宋初宰相薛居正领衔修撰的，他在《冯道传》中大加褒扬了冯道：
“（冯）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然如故也。”
冯道深悉民情，勤于办事，且“长于篇咏，秉笔而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
后唐明宗年间，中原曾一度相对安定，粮食获得丰收，一次冯道对唐明宗说，自己“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道，忧马有所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
这一段话，就是成语“不跌于山而跌于垤”的出处。他以切身经验告诫明宗要居安思危。
一次明宗问他：“天下虽熟（农业大丰收），百姓得济（渡过难关）否？”
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冯氏定律”，往往被历来的圣君贤相所忽视。
他曾向明宗引述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描述农民苦境的诗由此得以流传下来。
薛史最后说冯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撰。他承认冯道个人的“小德”，“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草庵，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
欧史中还记载这样的事，诸将掠得美女，送给冯道，冯道不敢拒绝，只能假意接受，同时却将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战事平息后，再访察她们的亲人，将她们送回去。
又说，冯道居父丧时，住在老家景城，时逢饥荒，他“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自己则“退耕于野”、“躬自负薪”。他发现因乡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潜为之耕”。而当田主人知道实情而向他致谢时，“道不殊以为德”。
不过，欧阳修在《冯道传》之前，引用了一段并不可靠，并且在我们今人看来也很不人道的小说故事，尽管他明知道这只是一个小说：
某妇人李氏嫁于一个叫王凝的，王凝不幸病故，李氏携幼子带着丈夫的遗骸返乡。路过开封时，想入旅舍住店，店家见她独携一子而怀疑，拒绝李氏入住。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开，店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焉？”这位李氏遂“引斧而自断其臂”，男女授受不亲，李氏砍断了自己被人碰过的手臂。
欧阳修赞赏李氏的“守节”，并在《冯道传》篇首引用《管子》“礼义廉耻论”对冯道数十年间换了不同主子大加批判。
薛史与欧史相比较，前者虽也涉及到冯道一人事数主，但总的来说对冯道却是大加褒扬，而后者却是对冯道大加批判。
为什么会这样？
笔者认为，这要从新旧《五代史》的修撰背景来看，两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薛史是官修历史，薛本人也是五代旧臣，他那一代人对五代时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时人对冯道的称颂是真心实意的，对更换主子的行为习以为常，所谓“主易则臣事他役”。如果薛要骂冯道，他就要骂同时代的名臣范质、王溥等人，也包括“大事不糊涂”的吕端，甚至同时代的文武大臣整体，也要包括自己。
另外，他还必须要骂一骂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最大的不忠之人。冯道做不到死节，却从未想过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岂能五十步笑百步？
欧史是私人修史，欧阳修未经历过五代，他标榜“春秋笔法”，他以是否符合孔孟之道来褒贬历史人物，二程也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忠节比仁重要，书中总是“呜呼”。但是有宋一代，对“妇德”并非太重视，欧阳修是将冯道当作一个极好的靶子，既为了批判当时宋朝的士风，也不避免地影射到赵匡胤这个最大的失节者。这就可以解释，欧阳修之《新五代史》在他至死都未刊印，而是长期藏于皇宫大内的原因之所在。如果不是宋朝对文人宽容，欧阳修早就被杀头了。
既而宋末理学大盛，《新五代史》开始大行于世，而薛氏《旧五代史》却成了“珍本”，然而薛史是官修史。明朝有人因未读过薛史，在读欧阳修《冯道传》后，为冯道大呼不公。
直到近人范文澜修《中国通史》时，还对冯道的政治道德大加批判。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冯道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必须联系到五代时那混乱黑暗的历史背景。在那个背景下，连手握重兵的武夫，都不知道会不会看到明天日出，杀来杀去，最后连武夫们自己也害怕了。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也就是在这样乱世中，杀得最后自己只剩下一个养子柴荣，他们父子对这种混乱局面痛入骨髓，然后一改沉苛，才让百姓看到一丝曙光。
冯道生于公元882年，亡于954年。他生于乱世，也终亡于乱世，时人称其与孔子同寿，事四姓九君，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比如刘守光、李克用。皇帝轮流做，他岿然不动。因为忠臣不事二主，冯道处事圆滑，明哲保身，最要不得的是他以“长老老”自居，沾沾自喜，所以他挨骂。
契丹人趁中原混乱，南下侵掠。耶律德光入汴，冯道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大臣一样，素服郊迎。
耶律德光问冯道：“尔何以拜我？”
冯道回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耶律德光讥讽道：“尔是何等老子（老家伙）？”
冯道自嘲：“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不怒反笑，而冯道摇身一边，成了契丹人的太傅。耶律德光又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答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耶律德光）救得！”
就连欧阳修也承认：“人皆谓契丹不以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当代也有人说，“冯道是个救苦救难的大救星”。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其侄石重贵称帝后，渐渐拒绝了向契丹称臣，并且晋军曾在战场上连续让契丹人吃了不少苦头。耶律德光入汴后，对冯道这个人物及他的圆滑如雷贯耳，有降臣说后晋皇帝断绝与契丹的联系，冯道也参与定计，应当问罪。耶律德光根本就不相信冯老头会这样干。由此可见，冯道这个人确实相当的“无耻”，连外邦的契丹人都深信不疑。
或许我们认为冯道应该隐迹于山林。但当一个隐士，对整个社会没有一丁点的益处。
归隐不能当大隐，因为隐于朝，没有相当的智慧是无法生存的，冯道就是一个隐于朝的大隐。这个要排除在外。
在城市中生活也太过危险，汴州城被劫了无数次。那位被认为还算得上不错的郭威，入汴时也曾许诺让部下大劫十天，作为犒赏。这是当时军队攻克城隍的“惯例”，郭威要是不答应部下们这么干，他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保，更别说当皇帝了。所以冯道应该当小隐，小隐隐于野。这就需要物质基础，要有一亩三分地，假如他不当官，就置不起土地。但当个农民，要面对如下威胁：
一是税吏的盘剥。当时谈不上政府治理，各地节度史、刺史及爪牙对百姓横加盘剥，百姓连一寸牛皮也不能私藏，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
二是要面临乱兵与流寇的洗劫。冯道很大的可能会在一次洗劫中丢掉性命，并且很可能被乱兵流寇，包括所谓官军在内，当作“人肉干粮”。
三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安安静静地当个农夫，极大的可能会被拉去当兵，脸上刺上字，然后在一场战斗中死于非命。
其它天灾，就忽略不计了。那时候黄河有几次大的溃堤，水泊梁山就是那时形成的。因天灾造成的流寇，整个五代时期就没间断过。
所以，冯道还可能选择揭竿而起。借用时人安重荣的话，“现今时代，讲甚么君臣，但教兵强马壮，便好做天子了。”冯道应当不具备这种冒头的勇气与性格，我们假设他具备，那么他想生存，就必须比别人更狠，杀人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他跟那些大军阀们还有什么区别？五代都是骄兵、贪兵、暴兵，连皇帝都要贿赂士兵，钱从何处来？
其次，冯道还可以出国避难，南方相对安定一些。典型的例子是韩熙载，站在当时中原朝代看来，韩熙载身为后唐的进士，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先投奔吴，后帮南唐谋划中原。不过，今天的人们只知道韩熙载是个忧国忧民的大忠臣，因为有《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无价之宝作证。但韩氏凭什么为江南忧虑？
最后，冯道也能先当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吏，然后等待明君横空出世，郭威、柴荣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他没有看过提前出版的《五代史》，也未读过《中国通史》，更无法穿越时空，了解历史的进程，做到慧眼识珠、待价而沽。他所认识的皇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并且不幸的是，他在公元954年卒，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他会看到自己的“小同事”赵匡胤也改朝换代了。
冯道这个长乐老很不幸，人家范质、李榖、魏仁浦等等也是历经数代，得到的历史评价比他强多了。
冯道微时曾有诗云：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时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预言。在虎狼丛中，他未尝谏诤，也许是良心发现，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北汉时，他上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谏诤，试图阻止柴荣北征。结果还是证明冯道错了，其本人不久就寿终正寝，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作为一个圆滑的长乐老，冯道为什么敢于向周世宗而不是别的皇帝谏诤？他完全可以光看不说，这样对他没有任何损失，这是因为他认定周世宗是他一生当中所见过的最英明的皇帝，一个有包容心的皇帝。世有唐太宗，然后有魏征。周世宗恰恰是一个对唐太宗无比崇拜的皇帝。
今人在阅读有关冯道的史料时，不妨想一想：当我们面对强权和毫无怜悯的屠杀时，究竟有几人能做到死节？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