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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官当大了,仍是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家拜访,上厕所时,见厕所里有绛色蚊帐、垫子、褥子等极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忙退出来,笑对石家家主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石家家主说:“那是厕所!”刘侍郎说:“我享受不了这个。”遂改进了别处的厕所。这事儿在京城之地成为美谈,这样不做死的事情在京城随着天下承平已久可不少,皇帝通过锦衣卫知道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宣宗也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的长叹了声道:“前朝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当作十万两也,亦太甚矣。”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以钱百万缗赏镇州将士。刘总辞镇,以钱百万缗赏幽州将土。百万缗,当为银百万两也。唐之滥费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镇费二百万金,安所措给。”
“宋时,每遇南郊庆礼,大赍六军,至以费用浩烦,久虚大礼,此亦五代积习所致也。我朝养军之费,虽不减放前代,而赏赍之格,所损不啻十倍,法可谓善矣。”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朕之天下,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朕实在不想朝廷稍微有些灾难,遇到外敌入侵,户部就拿不出银子来,这既是朕的悲哀,也是天下百姓的悲哀,杨爱卿可明白?”
这一番立场鲜明的话,若说杨士奇再不明白,那就愧对皇帝这一句“杨爱卿”了。
杨士奇点了点头道:“朝廷是该收些商业税了,这些年商人在陛下的庇护下,已有了飞跃的发展,京城、闽浙、江南、一带的商人非但家大业大,从商的人数也比开国时足足多了数倍之多,他们把赚来的银子放高利贷,成为食利阶层;有的则干脆开起了当铺;其他的如贩盐贩茶开店谱,采煤采铁搞纺织等等。上行下效,经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往日最末等的商人,反而是抢手货,朝廷也有不少官员这么做了,他们享有“优免”,把大量的赋税徭役转嫁到贫民头上。农民在丰收年份仅能自保,碰到荒年,要不欠税,要不就只能流亡。在宣德年间,苏州一带的农民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积欠的税粮达七百九十万石,便是商人利用官员免除税收太多的缘故,朝廷收商人税非但不可为,反而是势在必行的一件大事,一旦商业税得以收取,户部年年缺少的银两可以充盈,天下百姓的赋税压力也因此可以减弱,算得上一举两得的好事”。
宣宗叹了声道:“若天下的官员都能如杨爱卿这么想,大明的江山何愁不能民富国强呢?可恨的是这个道理他们明明知道,可为了自身的利益,竟不顾朝廷安危,一味的抵制,朕很想问一问他们眼里到底有没有朝廷,有没有朕,有没有这天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
杨士奇听皇帝这几句话儿带着明显的怒气,生怕皇帝一时生气做出什么荒唐举动来,如今的朝廷群臣上下一心,和睦治理天下,颇有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理天下的风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毕竟是文官,纵然对皇帝忠心耿耿,也不得有所顾虑,万一皇帝走回洪武、永乐的老路,吃亏的还不是文官,所以这个局面他必须维持,这是一切的前提。一看皇帝怒气冲冲,忙劝慰道:“朝廷这样的官儿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官儿还是知道百姓疾苦的,就好比杨大人,这次巡抚江南,非但让苏州的灾情顺利平复了,还与况钟一起惩治了江南土地兼并之风,遏制商人的为所欲为,愣是让苏州这个天下第一难治的城池,重新换发生机来,以苏州良好的底蕴,用不了多久便能恢复过来,相信多年欠下的赋税,也可以扑上了?”说到了这儿,杨士奇看了一眼皇帝,见皇帝的怒色消了不少,暗自松了一口气,继续说了下去:“不但杨大人,还有皇上亲自提拔的于谦,自从奉命巡视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朝廷迅速做出回应,如今河南、山西较为永乐时可是好了许多,还有周忱奉命巡抚江南,总督税粮。在任二十二年,常私访民间,询问疾苦。理欠赋,改税法,屡请减免江南重赋。与苏州知府况钟反复计算,将苏州一府赋自二百七十七万石减至七十二万余石。其余府按次序减少,百姓苦楚大大减轻,除他们外还有、权谨、张瑛、陈山、吴成、滕定、费瓛、李英、吴管者、李贤、郭璡、王骥、顾佐、胡濙、黄福、张本他们个个一心为朝廷,说得上忠君爱国?”
杨士奇口中所说这些人,或多或少是宣宗亲自提拔,与他们的秉性也十分清楚,与他们做出这样一番作为,自是十分欢喜,方才的怒气顿时去了不少,道:“杨爱卿所言极是,朕不能因朝中多了几个贪官污吏,便断言朕的天下没有精忠报国之人!”说到这儿,稍作停顿了片刻,重新说起了刚才的话题,对杨士奇问道:“依爱卿看,商人征收税收一事如何处理?”
杨士奇想了想道:“商业税一事,事关重大,稍有不慎非酿成乱子不可,为了保守起见,老臣以为这事儿还需从杨大人着手才是正经事?”
宣宗显然对杨士奇的这一番回答颇感不满,冷哼了声道:“乱子,朝廷向商业征收商业税此祖宗定下规矩,朕以规矩办事,他们还能生出什么乱子来?”顿了顿又道:“从杨爱卿着手,此话怎么说?“
杨士奇道:“本朝虽定有商业税,但所征税收洪武爷早就定下规矩,课徵办法因课徵对像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徵收鱼课。课徵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徵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徵。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徵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徵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所征收的税收品种并不多见,后来迫于形势发展,洪武二十四年重新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於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於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此后便再没更改,也就说祖宗留下的规矩所能征收的税收并不多,朝廷纵然要征收税收只怕也只能从这些方面下手,而这些税收早已是一笔乱账,就算能征税又能征收多少呢?”
宣宗看了一眼杨士奇道:“依杨爱卿之意,这税朕还不用征了?“
杨士奇呵呵一笑道:“陛下误会了,从我大明局势看,工商业的发展必是日益强大,大量的财富必然其中在商人的手中,征收商业税收与朝廷与百姓而言,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宣宗一听这话面上神色缓和了些,道:“那杨爱卿方才所说?”
杨士奇道:“老臣的意思的说,朝廷既要征税就不该依着祖宗规矩,那样朝廷非但征不到税收,反而给了天下商人口实,终究是不美,老臣以为这次朝廷大可借这次机会扩大商业税的税种,将这商业税落到实处?真正达到利国利民之用?”
宣宗颔了颔首道:“杨爱卿所言及时,我朝洪武爷体恤商贾疾苦,所征之税数目单调,且多是对行商、坐贾贩卖之流,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难以起到正真的效果,这么多年朝廷虽征收了商业税,可户部所得到的税收却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利国利民的用意,朕思来想去只怕是这税收的数目太少的缘故,如今杨爱卿提起,自是要大大的改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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