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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巧道：“第一，眼下人心不稳，百官更是观望陛下的态度，为了人心稳定，陛下须承认自登基以来的错误，下“罪己诏”。以求天下臣民宽慰陛下？“
“罪己诏？“黎利喃喃了两句，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被后人赞为明君。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 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正因为这两代千古明君的效应，后代皇帝多有沿用，但能用罪己诏，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一、君臣错位。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晋武帝时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误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也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二、天灾造成灾难。像“禹，汤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
成汤ge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汉文帝后元元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三、政权危难之时。唐天宝十五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有历代明君的榜样，对于罪己诏，皇帝并不反感，甚至还有几分侥幸，如汉武帝、曹操、唐太宗一纸罪己诏，后世那个不说他们是明君，加上罪己”言论也属“诏”的范畴，但与布告天下的“罪己诏”，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随时都可发，范围小，不受重视；后者通常都是到了万不得己时，才“诏”的。
这个“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国难之时，像宋朝徽宗赵佶，，他们的“罪己诏”都是面对亡国之难时才做出的。这里说的“罪己诏”指的是末了时的“罪己诏”，不包括重大失误后的“罪己诏”。重大失误后，反对的呼声太强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颁布一道“罪己诏”，就能得到原谅，平息众怒，重获“和谐”。这种作用不言而喻了，只要文章做得好，自会煽动起与民同甘苦之情，人民就会相信皇帝是为他们着想的，从而更加顺从皇上的意志。诚如是，效仿的帝王就多了，眼下的局面，虽与他看来，并没到达需要下达罪己诏的地步，但既有这个效果，下个罪己诏倒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想到这里，点了点头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朕自登基以来，国事诸多不顺，天灾人祸不断，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这话儿的意思倒也不难理解，”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这似乎是古代帝王们经常要做的事。然而，这样的爱民之“诏”，很难让人恭维。因为，灾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来时，人只能想办法减轻、减少受灾的程度，却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皇帝才舍己“使年谷丰稔”、“以存万国”，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可能，不过是向天下人“诏”了一句空话而已；其目的是通过这类空话，得到一个“君与民同甘共苦”的好名声。这一点范文巧自是明白，忙躬身道：“陛下能如此实乃天下万民之福啊？“
黎利摆了摆手道：“此乃朕之罪，朕这么做是应该的？不知爱卿所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范文巧道：“微臣的第二件事，便是让陛下避战求和？”
“这，这万万不可？“黎利眉头一挑，罪己诏虽是罪，但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所以说是皇帝的罪，其实还是落到了大臣的手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避战求和就不同了，这就是关乎皇帝的脸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万万不会走这一步的，那个皇帝又愿意去这做这种遭人唾骂的事情，所以一听顿时摇头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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