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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科学院和基金年会实际上是对科学研究的冒进进行了打压。冒进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各地研究所相互竞争带来的急躁情绪的影响。它导致了很多项目和产品都有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就推向了应用。如果是平时可能还不会注意，但是刚好在战争期间，军方为此比较生气，好在还不是很严重。这给一些大型项目敲响了警钟。以前在核能，空间技术，生物科技，航海和航空工业都是稳扎稳打，这么多年，就算是限于科学水平整体限制，一些设计有问题。但是实际所有的产品和项目质量都要比设计是高出不少。这是核能和空间技术这种高消耗的项目没有出现过事故原因。
可是现在从中央科学院就有了只要达到设计要求就可以了的思想，毕竟基层研究所的研究能力还需要时间提升。科研人员也想早点拿出成果，为研究所获取相应的地位，获得更好的项目资源。而一些研究所因为确实水平不足，质量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也上报评审，因为都是科技前沿，所以中央:顶:点:小说科学院也给过了。
要知道，一个大型研究项目有上万个这样的子项目，正是这些子项目拉低了整体水平。导致最后出来的产品没有设计高，有些勉强达到了设计标准，有些则远比设计标准低。
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门，为了替各自管辖的研究所说话和争取项目和资金，纷纷跑过来站台和游说。导致政府和军方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弄得毛石山等几个大佬有些头疼。要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至于吵起来，但是各说各的理，民主其实也挺浪费时间的。
直到张春在几次会议上压制这种冒进思想才缓和下来。
“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什么困难都不要摆。摆困难解决不了问题，项目过不了就是过不了，多花一点时间在研究上面，把事情研究透彻，达到和超过项目的要求，这是科研院所的本职工作，也是科学技术本身应该做的事情。什么地位。什么资金都不要多想。靠嘴巴争是争不来的，要靠实际工作去做。当然科学允许失败，该追加的资金照样追加。不要拿不合格的项目来糊弄。那是糊弄谁？糊弄中央科学院，糊弄政府，还是糊弄我？那是糊弄你们自己，糊弄你们的科学素质和信仰。”
其实有一个方面。张春没有说。那就是地方利益和官员们要政绩的思想作怪。毕竟张春已经说了不管党政，他只能对科研人员进行批评和教育。
这种思想还影响到了教育层面，各省都在讲地方特色，出现了一些有着浓重宣扬地方的文章，在讲地方环境资源特色的同时，还讲地方困难，最后归结到地方政府做了哪些改善工作。中国人确实有树碑立传的习俗，有些官员在这些风气下早早就想想好了给自己竖立一个什么形象。而所有的这些文章。无不是地方政府的一些文秘人员炮制出来的。
1943年提交的教育改革议案，教育部迫于地方政府压力。要在教育大纲的基础上编写地方教材，主要加上去的几乎都是这些东西。甚至有人要沿用清朝的规矩，把满汉藏回日文字同时写进教科书。在一些省份实行分重点教育。
这个议案在人大一审没有过。主要就是教育科研系的代表投了反对票。
所以一些官员和人士就跑到了仙女。看看能不能把一些内容直接通过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基金放进教材，比较突出的就是北美，哈萨克、西藏、安南、暹罗以及新成立的雅库特地区的地方政府。
教育委员会直接把这些打发走了。
“我们强调人人平等，为什么还搞地区差异？有困难，消除地区差异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要人人平等，就要搞彻底，谁也不想成为二等人不是吗。文字和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的标志。秦朝还知道书同文车同轨。这一点不能打折扣。你们编写教科书的人，多写地方风光，少写地方差异，差到什么地方？森林草场农田湖泊海洋都同样美好。对于人类的迁徙历史，要实实在在地写，要把来龙去脉写清楚，要多讲整个民族和人类对于发展和进步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对那些宫廷权谋要客观，不要美化。搞阴谋诡计就是聪明吗？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教师，我们边防战士，国土管理者和守卫者不搞阴谋诡计，为国家和民族做奉献，就是愚蠢？多宣传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喝茶光荣，还是劳动光荣？我看还是劳动最光荣，自食其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什么才是知识与文化？不是封建帝王庙堂里扣扣拜拜的那一套。”
这是教育部根据没有通过的代表提案，删除了争议比较大的文字部分，重新编写的一个意见稿。这个意见稿一到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基金会就引起了很多不满，评审会上一片反对声，因为人大一审都没过的东西，现在改头换面要提前进教材，这不仅违反程序，而且也不尊重代表意见。毛石山显然不知道这个事情，发了脾气。伍豪虽然也不同意，但是他还是想维护一下政府的威信。两个人在会议上为这个事情隐隐有了一些裂痕。
张春就不得不发言了：“地方教材不要搞，影响的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还会影响到经济和经济布局。政府显然没有对此进行工作，现在就有这么多不严谨的地方，放开了以后，难免有人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是教育委员会和基金会的内部会议，政府部门参加的只有伍豪和毛石山，郭沫若、李四光等人。所以张春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政府，但是说话还是有些不满。
毛石山再一次发言：“关于编写地方教材的提案在人大都没有通过，教育部还是出了这么一个变通办法。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反对意见很多，大家说的比较客气，张先生和我说话重一点，还请大家理解。国家大了，地方意见自然多了，哪怕并不是占多数，但是数量不小，政府对这些意见有顾虑，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教育部要对国家民族的稳定多想一想，教育是百年大计。该坚持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地方政府，甚至政府为了利益的做法已经影响到了方方面面，科研和教育也不例外，这一次的年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在这方面。张先生不好讲，所以我多说几句，政府要多听一听科学院和教育系统的意见，不要被利益绑架，而做违反科学的事情。”
“有些地方还要搞什么特色经济，除了矿产是特色，其它所谓的特色农业，特色手工业，特色加工业统统不要讲。你们去问问中央科学院，去问问看物种单一化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因为地域的不同，气候的不同，肯定会有地方特色，但是要与环境和物种多样化相适应，要符合自然规律，不要人为去导向，这是科学，不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山东要搞什么苹果县，种苗，肥料，销售，运输会带来什么变化，你们想过没有？是不是存在利益输送？受了什么人的游说？你们想把这个写进教科书当成典型宣传，问过中央科学院没有，是否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不可逆转的变化，政府对这个变化做过什么样的评估？没有评估，没有评估你们就要写进教科书。教科书是用来教育孩子们的，是为国家未来打基础的，比什么都要严肃，甚至比国家政策都要重要。不是一张纸，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典型的官僚主义。”
郭沫若想说话，伍豪叹了口气，阻止了他。站起来说：“政府在意见稿中对地方利益照顾得多了一点，在这里我做检讨。但是这个地方意见确实不少。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大汉族主义，政府这样做主要还是考虑到避免地方分裂。从长远考虑，编写地方教材这件事对于国家稳定有害无益，我在前面个人意见中也做了说明。但是关于突出地方特色以及地方特色经济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政府确实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刚才大家提到的意见很多已经涉及到了这方面，包括铁路运输问题，销售问题等等。我们会汇总总结，听取相关的意见。”